2019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致公簡介

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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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致公黨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1925—1945)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

    一、中國致公黨建立的歷史準備

  中國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的中上層人士和其他有海外關系的代表性人士為主要成分的政黨。中國致公黨于1925年10月在美國舊金山成立。在歷史上,它與海外洪門致公堂有淵源關系。洪門是我國清代初期出現的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民間秘密組織。從18世紀起,洪門組織逐漸發展到海外。當時,由于長期戰亂,國家經濟凋蔽,大量農民破產,被逼背井離鄉,有的去南洋群島,也有的到美國、加拿大和美洲其他國家,后者大多是被擄掠拐騙為“契約勞工”的“豬仔”華工,多數在美、加開金礦、修鐵路,受盡壓迫剝削和種族歧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了適應海外的生存和斗爭的需要,他們沿用國內秘密群眾組織——洪門會黨的形式組織起來。在美洲,洪門組織達26個之多,名稱雖不一,但都是具有“華人共濟會”性質的群眾團體,即通過華人互助互濟,團結起來,以解決僑胞在異國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具體困難。廣大華僑愿意加入洪門,從而使這個組織得到迅速發展。據梁啟超《新大陸游記》中的記述,美洲洪門致公堂是其中規模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門組織。致公堂有三大信條:“義氣團結,忠誠救國,俠義除奸”。這表明它一方面團結組織華僑,為自身的利益斗爭;另一方面堅持反清的斗爭活動,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因此,后來洪門成為孫中山發動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就與洪門這一組織結下了不解之緣。1904年1月11日,孫中山經洪門前輩鐘水養介紹,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職洪棍(元帥)。根據洪門只接受幫內人的領導指揮的傳統,孫中山以參加洪門、任職洪棍為契機,邁出了幫助改組致公堂的關鍵性一步。1904年5月,孫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訂致公堂新章》,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致公堂的宗旨(次年,孫中山在廣州開設大陸山,自任山主)。隨后,孫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黃三德(1863—1946)陪同下,赴美國各地宣傳,爭取各地分堂成員注冊。孫中山在波士頓會見了當地致公堂領袖司徒美堂(1868—1955),向他宣傳在中國進行革命的道理,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孫中山的宣傳活動在以勞動僑胞為基礎的洪門致公堂播下了革命的種子。1905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聯合組織中國同盟會成立,并在美國許多城市建立了分會。為便于同盟會在美洲展開革命活動,孫中山于1911年建議同盟會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對這個建議“備極歡迎”,并簡化入堂手續。為進一步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斗爭,在致公堂與同盟會兩個組織聯合的基礎上,成立了“洪門籌餉局”,開展大規模的籌款活動,在短短三個月內就籌得美金14萬4千元,其中維多利亞和多倫多的致公堂“先變產業,以急軍需”。自武昌首義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僅舊金山洪門籌餉局一處就提供了20余萬美金的資金。同時致公堂或通過創辦報刊書社,宣傳革命思想;或不惜流血犧牲,先后參加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為推翻封建專制,創建民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孫中山在致公堂的革命活動和影響,為中國致公黨的建立及其后來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礎。

  辛亥革命后,廣大華僑和致公堂成員所積極支持的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清朝統治雖然被推翻,袁世凱卻建立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北洋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華僑在國外受歧視和奴役的地位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華僑和致公堂成員迫切需要建立一個能代表華僑利益的政黨,以領導他們的自衛、反抗和謀生,以及支援國內革命斗爭。為此,不少致公堂內的有識之士積極進行組黨的努力。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華僑政黨,把致公堂推向前進的主張。1921年他從美國到香港聯絡當地洪門進行組黨活動,沒有成功,但仍不氣餒,又從香港回到美國,繼續醞釀組黨。

    二、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在美國舊金山召開。司徒美堂、黃三德及海外不少洪門團體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次大會著重討論了改堂為黨和成立中國致公黨的問題。會議決定在金門(舊金山)成立籌辦中國致公黨委員總會,具體籌劃將致公堂改組為致公黨的工作。這次懇親大會還討論了黨綱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在大會結束時通過了《中國致公黨黨綱草案》,為中國致公黨的成立做了必要的準備。1925年8月籌辦委員總會又發出《通告全體洪門人士書》,就有關建黨的具體事項,通告了全體洪門人士。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門第四次懇親大會在舊金山召開。來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門和上海等地的洪門組織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的主要內容是:決定以洪門致公堂為基礎,組織華僑政黨,定名為中國致公黨;通過《中國致公黨黨綱》;選舉早年加入同盟會并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的陳炯明(1878—1933)、唐繼堯(1883—1927)為黨的正副總理。這一次懇親大會實際上也就是中國致公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中國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致公黨的成立,標志著華僑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國致公黨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大多建立了黨組織,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致公堂組織也相繼改堂為黨,使致公黨的組織遍布美洲、亞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300多個總支部、支部和10萬余名黨員。但由于洪門會黨之間有較強的獨立性,大會關于改堂為黨的決議,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門團體中普遍實行,所以在實際上形成了黨堂并存、黨堂不分的組織格局。

    三、中國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致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國內外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國民黨及其政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原來各革命階層的聯盟變為大地主大買辦的政黨和政權,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執行親帝的外交政策,通過改訂新約的形式,重新確定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換取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和支持。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列強加緊對中國侵略,以圖擺脫危機,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迅速擴大。中國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致公黨由于在理論上尚處于幼稚狀態,對國內外的形勢和社會發展趨勢缺乏科學的分析,從而無法形成正確的認識;黨的總部又設在海外,對于國內所發生的一系列根本變化不甚了解,這就很難就國內的政治斗爭發揮其作用。當時,致公黨抱著“秉承致公堂舊有愛護國族之精神,更新祈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實現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徑致國家于富強,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經濟之絕大自由,海外僑胞獲得強國人民所應享之平等待遇”的強烈愿望,努力使致公黨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政黨,并切實參加國內政治斗爭。這就必須加強黨務,解決黨堂并存、黨堂不分的局面。1931年10月,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來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處的代表數十人出席了會議,美洲洪門元老司徒美堂也參加了大會。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解決自“一大”以來黨堂不分的問題。然而,由于意見分歧,各執己見,大會只好通過一項妥協、折衷的決定,既承認黨堂并存的現狀,又決定存堂保黨,黨、堂分家,以黨領導堂。這一決定和第一次代表大會改堂為黨的決議相比,無疑是一大進步。此后,堂黨自漸分離,黨在組織上進一步脫離會黨的影響,向現代政黨發展。這次會議決定致公黨總部設在香港,仍推舉陳炯明為總理,陳演生(1875—1952)為秘書長,司徒美堂為美洲總支部主席。中國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后,致公黨的黨務工作有了起色。除了美洲原有組織外,還有大洋洲、南洋群島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組織,計有黨員30余萬。?1933年9月,陳炯明病逝香港,致公黨中央決定暫設中央干事會主持中央工作,領導黨務,維持現狀。由陳演生在香港負責與各國各地致公黨(堂)聯系工作。

  第二節 中國致公黨在抗擊日本法西斯斗爭中的貢獻

    一、積極參加和支持祖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中國致公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后,積極投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斗爭。廣大的國內外黨員以實際行動擁護祖國的抗日斗爭。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9·18”事變,侵占中國的東北,中國面臨著殖民地化的嚴重威脅。在國家災難深重、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致公黨中央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維護國家獨立,同時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各國各地致公黨(堂)組織在愛國主義感召下,和廣大海外僑胞一起,積極投入了祖國的抗日救亡斗爭,決心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不久,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點起戰火。駐上海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推動下,奮起抵抗。廣大僑胞對十九路軍英勇抗戰,一洗四個月來政府退讓的恥辱,莫不熱血沸騰,備受鼓舞。司徒美堂立即聯合各僑團發動募捐救國活動。淞滬停火以后,司徒美堂又親自率領僑胞攜帶捐贈物資到上海慰問十九路軍。

  1933年11月,十九路軍奉調入閩“剿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和李濟深等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反蔣抗日。致公黨美洲總支部獲悉后,于12月23日致電擁護,指出:“得道多助,獨夫必誅,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義旗所指,萬方景從。”致公黨與廣大華僑,愿為新政權效力。1934年1月10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致電福建人民政府宣稱:“貴府成立,毅然廢除黨治,政權公開”,“主張對內打倒媚日賣國之蔣介石與南京黨府,對外則貫徹抗日救國收復失土之初衷,正與同人等本旨深契”。不久,福建事變失敗,蔡廷鍇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訪問十幾個城市,司徒美堂為保證蔡廷鍇的安全,不僅親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務,而且自始至終為蔡廷鍇保鏢。繼蔡廷鍇之后,楊虎城、馮玉祥和陶行知等愛國將領和民主人士在蔣介石迫害下,避禍美國,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黨人和其他愛國僑胞的熱情接待和保護,使他們的抗日宣傳活動得以順利進行。1936年救國會“七君子”事件發生,美洲致公總堂盟長任銳勛與300余名知名人士聯合發出《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明確指出沈鈞儒、章乃器等七人愛國無罪,“今日非抗日無以救亡,非聯合無以抗日,真理至明。”致公黨(堂)援救七君子的斗爭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推動了國內和海外華僑的抗日救國運動。?中國致公黨的抗日救國活動,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把致公黨列入中國“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之中。中國共產黨愿意與它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通過談判,共同建立國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猶不辭辛勞奔走呼號于美國、加拿大、古巴、秘魯、巴西、巴拿馬等國之間,宣傳抗日救國。致公黨繼承發揚華僑愛國光榮傳統,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的號召,堅持長期抗戰的募捐活動,同祖國人民一起承擔起抗日救亡的光榮任務。為了集中全力發動僑胞募捐活動,司徒美堂辭去其他一切職務,專職負責紐約抗日籌餉總局工作,并與在香港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取得聯系,把美洲僑胞的捐款送往國內。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蔣介石悍然發動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不僅遭到全國人民的譴責,同時也受到海外僑胞的強烈抗議,紛馳急電,反對這種“槍口對內”、“投降分裂”的可恥行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別向重慶、延安國共兩黨發出快郵代電。毛澤東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辭懇切、語重心長的電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復電,指出中共始終以民族為重,堅持團結抗日的主張,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合作抗日到底。

    二、與僑居國人民一道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致公黨總部活動被迫停頓,但各國各地區的致公黨(堂)組織仍然和所在國或地區的人民一道共同抗擊日本侵略。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殘酷統治和瘋狂劫掠,激起東南亞各族人民和華僑的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黨(堂)組織或運用原有報刊、團體大力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或組織華僑抗日武裝,參加當地人民的抗日軍,或以其他各種形式,同僑居地民眾、盟國軍隊并肩作戰,堅持抗日戰爭到最后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建立了不朽功勛,為祖國贏得了聲譽。

1942年1月2日,日軍占領馬尼拉。1942年5月由52名華僑青年組成了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不久,在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的領導人許志猛(1909—1990)主持下,成立了“洪門復興委員會”秘密組織,創辦地下油印報紙《華僑導報》和《僑商公報》,組織和發動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戰,后來又進一步在當地組成“抗日鋤奸義勇軍”(簡稱“抗鋤”),許志猛任總指揮,直接面對日軍進行武裝斗爭。當年僑居馬來亞的致公黨馬來亞支部的領導人官文森(1886—1957),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捐款支持馬來亞的加影前衛劇社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號召僑胞出錢出力,對馬來亞華僑支援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38年,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后,官文森與戴子良等人聯合發動馬來亞惠州華僑組織“惠州救鄉會”,積極募集人力、物力支援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并響應共產黨號召,出資組織了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文森隊回東江參加抗日救國工作。日軍侵占馬來亞前夕,官文森不顧生命危險和財產損失,召開“華僑抗日大會”,號召各界僑胞團結一致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隨后組織華僑青年去新加坡接受軍事訓練,這些華僑武裝隊伍后來曾在柔佛一帶與日軍激戰,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馬來亞淪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繼續與當地抗日地下組織取得密切聯系,并贊助大批款項和物資援助當地人民的抗日武裝——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爭中,中國致公黨和僑居地人民并肩作戰,不惜血灑異國疆場,他們可歌可泣的事跡彪炳史冊。1945年5月,中國派出10名代表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司徒美堂被選為這個代表團的華僑顧問。美洲致公黨組織的負責人司徒俊蔥等頂住國民黨的壓力,發動當地華僑熱烈歡迎并公開為參加聯合國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隨員舉行招待會,組織演講會,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活動,以及負責保護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此舉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極大,充分反映了中國致公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戰斗情誼。在抗戰勝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黨(堂)辦的報紙與其他愛國華僑辦的報紙聯合發表《十報宣言》,號召“中國要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還政于民,并召開國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政府”,表現了廣大致公黨成員和海外華僑對抗戰勝利后建立什么樣的政府和國家的關注和期望。

 

第二章 中國致公黨恢復組織活動和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 (1946—1949)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恢復組織活動

    一、中國致公黨恢復組織活動的準備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政府企圖撲滅民主力量,繼續維持其統治,加緊勾結美帝國主義,積極準備內戰。中國正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抉擇。廣大人民和一切愛國力量,包括海外愛國僑胞,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兩個中國的命運》(1945年4月23日)、《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這兩部論著,使一些進步人士對爭取民族復興的道路更加明確。同時,也給正在醞釀恢復致公黨組織活動的有識之士指明了方向。還在抗日戰爭后期,中共南方局連貫、許滌新等同志與在重慶的致公黨中央干事會負責人陳其尤(1892——1970年)以及黃鼎臣(1901—1995年)、伍覺天等同志的交談中,就曾向他們建議:中國致公黨是華僑愛國力量的一個基礎的組織,恢復致公黨的組織活動,對華僑愛國活動具有一定的影響。陳其尤等同志在中共的幫助和引導下,以及從他們自身經歷中深切地意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致公黨應該盡快恢復組織活動,聯系海外華僑,參加國內革命斗爭。于是他們就開始著手進行恢復致公黨組織活動的籌備工作。

  1946年初,陳其尤、黃鼎臣、伍覺天等同志先后由內地到達香港,與堅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黨秘書長陳演生和鐘杰臣、嚴錫煊等匯合。他們以陳演生的住所為活動地點,積極為恢復致公黨組織活動而工作。這幾位同志在抗戰時期曾分別支持和參加抗戰工作,與中共和民主人士有過交往,對國共兩黨都有較深刻的體驗,并把祖國獨立富強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可謂志同而道合。這時,一些被殖民者驅逐出境的、或由國內被迫逃亡的致公黨員也陸續匯集香港,之后,他們又繼續得到中共華南分局連貫、饒彰風、許滌新等同志的幫助和指導,對中國革命的形勢和前途又有了進一步認識。中共華南分局還介紹一些民主進步人士加入致公黨,協助恢復致公黨組織的工作。由于陳演生保存有海外致公黨組織的通訊處和負責人名單,這就為聯絡海外致公黨成員恢復致公黨組織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條件。

  從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間,陳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廣州兩地為恢復致公黨組織進行了大量工作:(1)恢復致公黨總部。由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伍覺天等負責內部事務及與中共、各民主黨派進行聯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陳演生等負責以總部名義同海外各地組織聯系,并征求各地組織對于恢復致公黨組織活動的意見及要求。(2)成立了黨務整理委員會,重新登記黨員,并著手起草黨綱黨章及其他文件,以確定黨的新宗旨及行動方針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黨總部名義公開發表文件,向社會表明致公黨的立場和政治主張。如7月6日,致公黨以“中央干事會”名義,在香港《華商報》刊登了題為《致公黨組織概況》的啟事。《概況》申述了致公黨的由來及其演變歷史,肯定了致公黨對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一向以實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為職志”;“反對一黨專政”、主張“軍隊國家化;尤主張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以和平方式協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決”。《概況》還指出,總部正在籌備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整頓健全黨的組織,使黨適應潮流與新局勢要求的計劃。《概況》發表后,得到各地致公黨員和華僑的熱烈擁護,以及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在國外許多致公黨組織的領導人成立了‘整理委員會’,重新登記黨員和整理黨務”。(4)1946年冬,組建了以任洪為主任委員的致公黨廣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便受黃鼎臣的委托承擔了為恢復中國致公黨組織而起草新黨章的任務。起草新黨章的工作在中山大學政治系教授雷榮珂的指導下,由就讀于該系的致公黨員阮耀民(阮哲民)執筆。在新黨章的起草過程中,曾通過中山大學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吸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黨派的章程的精神,由黃鼎臣、伍覺天審閱定稿。由于致公黨是各民主黨派中第一個在香港公開舉行代表大會的政黨,因此各方都很關注。致公黨恢復組織活動始終都得到中共華南分局的支持和幫助。如原先起草的《中國致公黨章程》中,對于土地問題的提法是:“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連貫同志看后,建議寫成“耕者有其田”。因為,抗戰勝利后,華僑是用僑匯購置了一些土地;國內眷屬也沒有以剝削農民所得作為生活來源,這些華僑地主與其他地主應該有所區別。“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既照顧到華僑、僑眷的感情,更體現致公黨作為僑黨的特點,從而更有利于團結海外僑胞。1947年5月5日發表的《致杜魯門總統電文》是致公黨恢復組織活動后第一個對外的文件。黨內雖然有較高英文水平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寫作此類政治文件的經驗,經伍覺天通過連貫同志介紹《華商報》的薩空了先生幫助解決。其他重要的公開發表的文件,也得到《華商報》的幫助。

    二、中國致公黨對時局的看法

  致公黨在積極恢復組織活動的同時,旗幟鮮明地投入了爭取國內和平民主的斗爭。1945年10月10日,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斗爭,迫使國民黨政府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亦稱“雙十協定”),表示愿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可是“協定”墨跡未干,蔣介石政府于1946年6月至1947年初先后發動了全面內戰,召開偽國大,與美帝國主義簽訂出賣國家主權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允許美軍繼續占駐中國。對此,致公黨中央干事會發表了一系列聲明,就國家重大政治問題表明自己的立場。1946年11月2日,在國民黨片面宣布召開其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前夕,致公黨發表了《致公黨對時局意見》,提出應該按照“政協”決定,由改組后的民主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其憲法草案應根據政協修改原則,由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起草全部條文,以備制憲的國民大會采用;指責執政黨不顧政協決議,宣布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此種舉措可能引起全國分裂之危險;要求美國政府改變其對華錯誤政策,立即撤出駐華美軍,停止助長中國內戰之一切物資援助,并聲明致公黨愿與為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而奮斗的任何黨派攜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致公黨針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為繼續其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面內戰、包辦國民大會而造成的通貨膨脹、金融動蕩、商業凋蔽、民不聊生的狀況,發表《中國致公黨對時局宣言》。要求國民黨立刻取消“欽定”的偽憲法,立刻實施關于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的四項諾言;立刻釋放除漢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然后由國共雙方協商全面停戰,實現和平;擴大黨派協商會議,遵循過去政協路線與精神,解決國是爭端。《宣言》在譴責國民黨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護僑政策,縱任各地僑胞的生命財產遭受當地政府之殘害的同時,為廣大海外華僑的利益奔走呼號。致公黨在這一時期還一再發表聲明,要求美國撤退所有駐華的軍隊及軍事訓練人員,在中國普遍的和平未實現前,各國不得再對中國政府或任何一政黨進行經濟援助,任何國家都要遵守莫斯科外長會議關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約束。

  致公黨的上述活動,說明了中國致公黨的組織活動已經恢復并且成為民主運動中一支重要力量,對美蔣勢力是個重大沖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有力支持,同時也擴大了致公黨在國內外的影響,從而為召開致公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作了政治上、組織上和干部上的準備。

  第二節 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

    一、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到會的有香港、廣州兩地以及美國舊金山和馬來亞派出的代表四十余人。英國利物浦、美國波士頓、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則委托在香港的成員參加。大會討論修改了致公黨的《中國致公黨政綱》和《中國致公黨章程》,發表了《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海外同胞書》和《致杜魯門總統電文》,并一致決議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大會通過的《黨章》對致公黨的建設作了許多原則性的規定,指出:致公黨“信仰民主主義”、“積極參加黨內政治生活和國內革命運動”、“對一切損害本黨及損害國家民族利益者進行斗爭”。《黨章》規定:致公黨組織原則“采取民主集中制”、“黨內各級機構的負責人,概由普選制產生”,“凡黨員必須服從黨,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下級必須服從上級”。《黨章》還規定了在必要時必須對黨員繩之以紀律,對地方黨部進行改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見,致公黨的指導思想已由舊民主主義上升到新民主主義的高度,解決了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等重大問題。

  大會還進行了組織上的改組,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相當于后來的中央委員會)。執委會正式委員19人,候補委員6人。委員中以廣東、香港、廣西占多數,其次是馬來亞、美國的舊金山、波士頓、加拿大的滿地可(即蒙特利爾)。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執行委員。選舉產生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由李濟深、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雷榮珂、鐘杰臣、嚴錫煊、韓毓輝和伍覺天等9人組成,推選李濟深(二十年代曾任洪門五圣山會辦,地位在山主與副山主之間)為主席、陳其尤為副主席、陳演生任秘書長,黃鼎臣任組訓部長、雷榮珂任宣傳部長、鐘杰臣任財務部長、韓毓輝任代理僑務部長,嚴錫煊、伍覺天任組訓部副部長。設立了香港、馬來亞、美洲三個總支部及二十多個分部。

  當時,由于李濟深正與國民黨中幾個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派別商議組成一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以致公黨主席身份出現頗有不便,因此致公黨的一切活動均由陳其尤出面。為進一步發動致公黨成員和海外僑胞投入國內的革命斗爭,三大以后出版了《公論》作為致公黨中央機關刊物。1947年12月《公論》創刊號出版,其《發刊辭》說:“為挽救當前國家民族之多難,力求中國和平與民主之實現”,“為適應時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誠,闡揚‘和平’與‘民主’之真義,出茲刊物的問世,藉以激勵國人”,“取名‘公論’,是亦本‘萬幾決于公論’之意云爾”。

    二、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對國是問題的主張

  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政綱》,全面地反映了致公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政治主張和要求。《政綱》規定:致公黨以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自由為奮斗目標。在政治上主張:國家主權屬于全體人民,反對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必須在普選的條件下,融合各黨各派建立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為保障民主,國家政體采取民主集中制,由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組織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中央政府采取內閣制,實行中央、地方均權制,省為最高自治單位。在經濟上提出:實行全國計劃經濟;人民有經營企業的自由,勞工利益受法律保護;反對國營事業的官僚化與私人企業的獨占化;獎勵僑胞向國內投資,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資提高發展生產力,但必須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完整;計劃發展輕重工業,配合農業生產,使中國由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國;逐漸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權,擴大農業貸款,嚴禁高利貸盤剝,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興水利,獎勵集體經營農業,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政綱》還主張設立僑務機構,實行護僑政策;運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國交涉,廢除對我國僑胞的不平等法律,保護僑胞的權益;海外僑胞遭生命財產損失時,政府應向有關方面提出賠償,并予以救濟;幫助僑胞加強團結,加強僑胞與祖國的聯系;鼓勵僑胞向國內投資,予以最惠權益;獎勵僑胞回國服務,獎勵僑胞子女回國就學;增加僑胞國民代表名額,以擴大僑胞的參政權。此外,《政綱》還在財政、軍隊、外交、教育與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大會通過的《宣言》,提出了解決國是步驟:第一步,國共兩黨軍隊應即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戰令發布前的原占地區;第二步,重新召開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會議;第三步,由政協會議產生各黨派平等聯合的政府,以代替國民黨、民社黨和青年黨三黨聯合政府;第四步,聯合政府籌組國民大會,制定正式憲法,同時取消國、民、青三黨所制之偽憲法;第五步,根據憲法的規定,選舉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取消國、民、青三黨聯合政府;第六步,召集各地方民意機關大會,各自選舉其政府。《宣言》著重指出:“中國所有一切重要問題,在政治未能實現真正民主之前,則毫無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實現民主化之后,則一切困難皆可迎刃而解”。因此,致公黨《宣言》要“為中國真正民主化而奮斗到底!”大會通過的《告海外同胞書》,揭露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后的一系列罪行之后,號召廣大僑胞認清國內形勢,關心祖國命運,支持致公黨“三大”所提出的主張,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與致公黨一道“務使國民黨之腐化獨裁局面早日消滅,各黨派聯合民主政府迅速實現”。從而使祖國能日益富強,僑胞在國外地位也可大大提高。

  大會發表的《致杜魯門總統電文》指出:“現時中國民眾皆認為美國是主要助長中國內戰之責任者,若無美國支持反民主之國民政府對中國的民主勢力作戰,則和平與民主政治的中國,今日必已實現無疑”。文章呼吁杜魯門“即時決計撤退所有駐在中國之美國軍隊及其他一切之軍事人員,同時停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之所有物質援助,中國問題,應聽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

    三、中國致公黨歷史的重大轉折

  這次代表大會是中國致公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會。大會宣布致公黨從此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為此奮斗到底。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建立、中國民主同盟三中全會召開后,致公黨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共同開展推翻美蔣反動統治的斗爭。

  這次代表大會是中國致公黨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在政治上,大會比較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觀點,表明致公黨在觀察和處理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脫離了舊軌道,上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度。在組織上,重新登記黨員,重新整頓黨組織,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同時,吸收了一批非洪門人士入黨,而且還選舉他們進入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這使致公黨從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領導機構比較健全而有活力。這是致公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大”以后,致公黨的歷史方向發生根本的轉折,開創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紀元。正如黃鼎臣所指出的:“這次代表大會是特別值得紀念的,它是本黨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標志著本黨由一個沒落時期的舊民主主義的政黨轉變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義的進步政黨。”

  第三節 參加籌建新政協,迎接新中國誕生

    一、熱烈響應中共“五·一”號召

  致公黨“三大”的《政綱》、《宣言》和《告海外同胞書》在香港和海內外報刊刊登以后,又針對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的丑態百出的所謂“行憲國大”、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發表《反對南京偽選聲明》,系統揭露國民黨政府賣國獨裁、禍國殃民的罪行,使廣大黨員和海外華僑看清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為國家前途而作徹底反美反蔣反封建政權之奮斗,使真正能代表民意的聯合政府,在短期內,即能建立起來”。

  1947年10月10日,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性戰略反攻之后,中國共產黨以人民解放軍總部名義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并提出了聯合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各界同胞,“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1948年4月底,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在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又發出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

  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的代表,討論了“五·一”口號,一致表示擁護。5月5日,致公黨領導人陳其尤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李濟深、沈鈞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無黨派民主人士,向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各民主黨派為召開新政協致海內外電》和《各民主黨派為召開新政協致中國共產黨電》。6月9日致公黨還單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這是中國致公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標志。《宣言》指出:“全國人民和人民敵人之間的生死斗爭已經達到最尖銳化,革命和反革命已明顯地劃分為兩個陣營,人民已沒有第三條道路可以觀望”,明確表示“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斗爭中,貢獻最大而又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范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并斷言“歷史決定了獨裁者將要走進自己掘好的墳墓,人民必然獲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國已經胎動,將在舊中國的崩潰過程中建立起來!”《宣言》還提到“今天的中國革命少不了華僑同胞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援”,號召華僑同胞將來“回到民主的祖國的懷抱,參與新中國的各種建設,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康樂的國家”。同時,致公黨中央執行部還函電美洲、南洋各地致公黨黨部,“切實研究這個重要號召的意義,展開廣泛的討論”,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應,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屬于以人民全體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權”。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給李濟深、陳其尤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復信,對“諸先生贊成敝黨五月一日關于以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并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并就召集民主黨派代表進行協商的時間、地點征求大家意見。從這年8月開始,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陸續進入解放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參與籌備召開新政協,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工作。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建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二、 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干涉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定性階段,中共中央科學地分析了戰爭形勢,當機立斷,及時抓住戰略決戰有利時機,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經過三大戰役,國民黨政府在長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線崩潰,在長江以南也難組織起系統防御。蔣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發表聲明,被迫宣布下野。但他在聲明中提出要保存國民黨制造的從來不為人民承認的“憲法”,保存他的所謂“法統”,保存反動軍隊等,否則就要同共產黨“周旋到底”。顯然,這不是和平的條件,而是以此停止解放軍的進攻,借談判爭取時間,重整軍備,一旦時機成熟,卷土重來。在這種情況下,革命人民是繼續不斷徹底消滅國民黨軍隊,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就此止步,保存國民黨在江南的反動勢力,使革命半途而廢,這是當時擺在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面前的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1949年的新年獻詞中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1月6日,致公黨在《華商報》、《文匯報》、《大公報》發表《中國致公黨最近對時局之聲明》立即響應,聲明明確表示,“中國當前正是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決斗的階段,也就是革命勢力要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的階段,在這一階段里決沒有中間路線和妥協的余地”,“革命必須徹底進行”。

  1月14日,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和平攻勢”,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宣布八項和平條件,號召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為實現真正的和平而奮斗。毛澤東主席的聲明,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領導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完全贊同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鄭重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認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陣線之內,絕無反動派立足之地,亦絕不允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至此,共產黨在多黨合作關系中的領導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1月28日,致公黨再一次發表《擁護毛澤東時局聲明》。聲明指出:國民黨政府“明知大勢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為卷土重來之計”,“茲幸中共領導人民革命,已近全面勝利,甚望徹底肅清反動殘余勢力,使中國得到真正民主和平”,“本黨代表海外數十萬華僑,佇望祖國和平統一,獨立富強,自當同為新民主主義而奮斗到底,并盼國民黨統治區內各界同胞一致主張為幸”。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在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和平攻勢”的同時,對美帝國主義繼續援助國民黨政府和妄圖干涉中國革命的行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顯示了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在反對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緊緊地站在一起,團結一致,革命統一戰線十分鞏固,這就使得美帝國主義不敢輕視中國革命人民的力量而突然采取冒險行動,也使美帝國主義妄想收買一些民主人士建立既反蔣又反共的“中間”政府的陰謀遭到了徹底的破產。

    三、 參與新政協的籌備,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1948年,致公黨美洲總部負責人司徒美堂從上海抵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國是主張。10月18日,發表《司徒美堂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聲明》,明確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黨派所號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協商會議,進行組織人民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余認為乃解決國內政治問題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熱誠擁護,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齡,為中國解放而努力。”對致公黨“今能徹底整頓,奮發前進,揭民主政治之大旗,為新政治協商、人民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堅決奮斗。美堂以洪門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贊助”。在他返美前夕為其餞行的宴會上,即席親書《上毛主席致敬書》,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澤東先生致敬,并表示真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9年1月毛澤東親筆寫信給司徒美堂,請他蒞臨解放區參加新政協。信中說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的力量,完全實現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事業,實為當務之急。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先后進入解放區。1948年11月23日,陳其尤代表致公黨應中共中央的邀請與馬敘倫、郭沫若、許廣平等離開香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12月6日抵沈陽時,受到中共中央代表熱烈歡迎。12月19日,陳其尤致電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代表致公黨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要為實現新民主主義,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在東北解放區,陳其尤在各地進行參觀,目睹了解放區人民解放后的新氣象,并對當地工業在“中共的正確領導及建設和蘇聯的技術幫助,規模是逐步現代化了,生產力有了長足的進展”,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我深信不久的將來,我們的中國是可以從經濟落后的農業國一變而為進步的工業國,新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到沈陽迎接民主黨派人士入關。2月25日,陳其尤等從沈陽乘火車抵北平,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前門車站迎接。1949年3月,黃鼎臣奉命北上,進入解放區,同先期到達東北的陳其尤等人匯合,一道參與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及各民主黨派等23個單位的134位代表。致公黨陳其尤、黃鼎臣、官文森、雷榮珂、嚴希純出席了籌備會。第三小組是周恩來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的小組,黃鼎臣參加了第三小組的會議,參與《共同綱領》的起草和討論。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參加會議的有黨派、團體、軍隊、區域共45個單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團結的人民盛會。在這個劃時代的民主團結大會上,各民主黨派以主人翁姿態歡欣鼓舞地參與共商國是。致公黨選派陳其尤、陳演生、黃鼎臣、官文森、雷榮珂、嚴希純參加會議。陳演生因留守香港致公黨總部,未能出席會議,后通知伍覺天北上參加會議,也因香港總部工作繁重,決定留守香港,未能成行。司徒美堂作為華僑界的代表出席了會議。

  大會通過了建國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9月24日,陳其尤代表致公黨在全體會議上發言,著重闡述制定和貫徹上述文件的重要意義,并表示“本黨因為歷史關系,黨員多為華僑,今后,我們愿盡最大的努力推動僑胞,各盡所能為新民主主義的祖國的建設而共同奮斗”。司徒美堂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在大會上發言,他說,協助政府建設好祖國,是華僑義不容辭的責任,相信“僑胞在新政府切實保障華僑正當權益號召下,一定會踴躍投資,返到祖國來。”在這次會議上,致公黨以黨派名義遞交了一份關于維護海外華僑權益的提案,開創了民主黨派團體提案的先河。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致公黨的陳其尤、陳演生和司徒美堂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莊嚴宣告成立。陳其尤等致公黨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致公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四、以實際行動迎接全國解放

  1949年春,致公黨一方面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將革命進行到底;另一方面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在港、穗地區著重于會黨工作,配合解放軍南下,解放全中國。

1949年入夏以后,在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中共華南分局的幫助下致公黨的廣州工作集中在“防止破壞”。根據工廠工頭多數是會黨人的特點,致公黨利用自身與會黨之間的歷史淵源關系,積極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教育工作。通過參加他們的一些集會,談時事,談工人在新中國中的地位,介紹已經解放地區的工人如何在迎接解放中護礦、護廠的英勇事跡,積極鼓勵他們努力保護好工廠設備,免遭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為了保護人民資財不讓敵人破壞,致公黨發動自己的成員,利用各種關系和辦法,開展保護人民財產工作。他們成功地策反了保安縣的保安團,與當地游擊隊人民武裝配合,保衛深圳車站,使致公黨通過會黨策動的火車司機把火車機車開過羅湖,避免遭受國民黨軍隊的破壞。左大炘堅持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銀行的留守工作,團結銀行職工,成功地保護了金庫免遭敵人劫運。馮君銳利用自己擔任國民黨政府主管廣東、廣西五省汽車運輸的西南運輸處長的職務,使西南運輸處在惠州的汽車和修理工廠完好無損,對于解放初繁忙的公路運輸工作做出重要貢獻。伍覺天通過做民生公司幾位負責人的工作,使民生公司在加拿大定造的航行內河、設備新穎的客輪全部留在香港,免遭國民黨的征用;協助陳演生在香港接待海外洪門人士以及赴港尋找“反正”通道的舊軍政人員,做好這些人的工作,以實際行動迎接全國解放。

 

第三章 中國致公黨為鞏固新政權而奮斗 (1949—1952)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是中國歷史新紀元的開端。但是,在國際上,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態度,在政治上不承認我國,在經濟上實行封鎖禁運,阻止我國對外貿易,拼湊反華包圍圈。在國內,蔣介石盤踞華南、西南各省負隅頑抗,新區的土改尚未進行,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殘留大陸的土匪、特務及反革命勢力,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因此,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為了消滅國民黨殘余部隊,解放全部國土,實現祖國統一,人民解放軍遵照《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向華南、西南地區挺進。1949年10月,致公黨香港總部派伍覺天、馮君銳等隨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回內地迎接解放軍解放廣州。1949年10月14日,中國南方的最大城市廣州解放。由于解放軍入城后只留下少數軍隊和一批政工人員,主力部隊則緊追國民黨軍隊向粵西進逼。在國民黨軍逃離廣州、解放軍尚未進入廣州市中心,其間有一小段“真空”時間。致公黨利用與洪門的關系,做好會黨的工作,使他們信守在“真空”時間里不騷擾作亂的諾言,保證了全廣州解放的平靜與安寧。為了維護解放初期廣州社會的穩定,伍覺天和廣州市的致公黨員一起,做會黨頭目的工作,使他們離開了廣州市,同時還協助公安部門溝通與香港會黨的關系,了解國民黨通過香港進行的特務活動,有效地制止了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協助廣州公安局處理國民黨統治時期郊區鄉鎮“自衛隊”,收繳私人槍械和開展“禁賭”工作。1949年底,致公黨總部從香港遷移廣州,整理黨務,并積極籌備致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其尤從北京返抵廣州,召開在穗干部會議,并作了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報告。他說:“大會通過了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法、共同綱領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三大文獻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大憲章。尤其是共同綱領,實為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建國大方針,全國人民都要共同遵守,為它的實現而作最大的努力。”在談到致公黨今后任務時,他說:“本黨是代表華僑的政黨,同志遍及南洋群島和美洲。華僑有著雄厚資本、企業的組織力、各種專門的技術和熟練的工人。這些只要我們加以發動和鼓勵,他們便會欣然投向祖國,而努力工業的發展了。這是本黨今日和今后的重大任務。要完成這個重大的使命,首先要整理黨務,使本黨的組織健全起來,然后才能擔當大任”。整理黨務的方針是:“第一,本黨要接受中共及毛主席的領導,因為中國人民民主的革命,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共所領導的,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這是正確的方向”;“第二,我們應以共同綱領為本黨的綱領,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國給予我們的任務”;“第三,加強干部及一般黨員的思想教育,要加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第四,整理的標準,是重質不重量。對舊黨員,要重新登記、嚴密考核并加以改造。至于吸收新黨員,只有在工作的需要范圍內去進行”。這個報告為致公黨總部進行黨務整理及籌備第四次代表大會,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明確了指導思想。1950年5月,致公黨華南總支部在廣州成立,下屬有廣州、紫金、陽江、廣西和香港等地的組織。同時設立了中國致公黨駐北京辦事處。

  第二節 中國致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0年4月15日至25日,在廣州召開了致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回顧和總結了“三大”以來的工作,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大會一致決議“以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制訂的共同綱領為本黨的政治綱領”。大會確定本黨今后的任務是“加強和中共及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鞏固人民民主的專政,加緊恢復和發展生產,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偉大建設”,并指出“本黨應特別關切華僑,幫助華僑,團結和教育華僑,并號召華僑踴躍投資國內的生產建設,發揮華僑革命傳統的愛國精神。”大會修改并通過新黨章,將中央委員會主席制改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制。新黨章規定:凡“信仰新民主主義,擁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愿意遵守本黨章程”,完成入黨手續者均可成為本黨黨員。新黨章還對黨員的權利、義務和組織機構等作了新的規定。大會選舉產生了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由42位中央委員組成,選舉陳其尤、陳演生、官文森、雷榮珂、司徒俊蔥、鄭天保、陳炳瀚、羅偉夫、伍覺天、李維綱、廖保生、鐘杰臣、左大炘、李星川、甘善齋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按新黨章規定,由陳其尤、陳演生、官文森、雷榮珂和司徒俊蔥組成中央主席團,陳其尤為主席團召集人,鄭天保為秘書長。由于致公黨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跨入新民主主義革命行列的政黨,組織上較為松散,一些人懷有舊的民主思想,因此,“四大”時,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上產生過分歧,如代表致公黨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六位同志中,有兩位長期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系的同志則被擠出第四屆中央常務委員會,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在致公黨四屆二中全會時,對如何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發生過劇烈的爭論,有些人把致公黨獨立自主開展活動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立起來,這顯然違背共同綱領的精神,也有悖于致公黨的優良傳統。絕大多數同志認為,從1943年在重慶醞釀恢復致公黨組織活動,到1946年在香港恢復總部的活動,致公黨都得到了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和中共南方局的大力幫助。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行列中出現致公黨。新中國成立后,致公黨“四大”通過的新黨章中規定,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為致公黨的政綱。這一重大轉變,對致公黨全黨來說需要有一個認識過程,需要經過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到團結全黨同志提高認識,并完成“四大”所確定的各項任務。

  第三節 中國致公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活動

     一、號召華僑支持祖國生產建設

  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以無比興奮的心情,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然而連年內戰和國民黨的破壞,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因此,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成了新政權的首要任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致公黨和全國人民一道,投入到恢復國民經濟和鞏固新生政權的斗爭。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為恢復國民經濟發行了勝利折實公債。1950年1月11日,致公黨中央在《南方日報》刊文《本黨號召僑胞發揚愛國光榮傳統認購勝利折實公債》,文章指出“我們的僑胞,對于愛護祖國,支援祖國,有過光榮的革命傳統。深盼對于人民祖國首次發行的勝利折實公債,一本以往的愛國熱情,光榮地踴躍地認購,使祖國得以順利地恢復戰爭的創傷,并進而逐步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偉大建設”。2月6日,陳其尤在廣州電臺作勸購公債的廣播演說,他說“人民政府發行公債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號召海內外同胞“同心一德,熱誠地堅強地支持人民政府”。廣大致公黨黨員不僅自己積極響應政府號召,而且還動員香港同胞踴躍認購勝利折實公債,支持國家建設。1951年4月,致公黨四屆二中全會發表《告海外華僑書》,介紹了祖國人民在各條戰線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并號召華僑回來參加生產建設。在祖國的感召下,一批批華僑青年學生回國升學,熟練技術工人回國參加生產建設,一些海外致公黨黨員也回國參加工作。致公黨中央和華南總支部積極配合當地政府熱情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

    二、堅決擁護土地改革

  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根據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精神,決定在新解放區普遍開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14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問題,原則上通過了中共中央建議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并于6月30日頒布施行。10月14日,陳其尤在《南方日報》發表《堅決擁護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土改是我國的根本大計,惟有完成土改,徹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工業化的新中國才能夠實現”。“我們早已堅決表示,必須為完成土改的任務而奮斗”。在談到土改中照顧華僑問題時,表示“這種合情合理合法的處置,不僅國內的千百萬僑眷為之欣慰感謝,就是千萬里之外長期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國外華僑亦為之感奮”。1951年4月,在致公黨四屆二中全會上,他再次指出“土地改革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是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武器”,號召全黨“為完成土地改革而斗爭。”致公黨中央黨部和華南總支部多次舉辦學習《土地改革法》的座談會,組織參觀土改展覽會,端正對土改漠不關心和一些錯誤觀點,提高黨員政治覺悟和政策水平;召開華僑座談會,了解華僑的土地情況和他們對土改的意見;還分批派出干部參加土改工作隊,參加廣東一些縣的土改工作。他們在工作隊的領導下,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組織農會,向農民宣傳和解釋土改政策,發動農民與地主作斗爭,并按土改政策劃分階級成分,協助政府完成土改工作。1950年6月,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司徒美堂提交了《關于華僑土地問題的幾點意見》,由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轉呈毛澤東主席,得到毛澤東主席批示。1951年2月,經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批準,司徒美堂南下視察土改,歷時100天。途中,司徒美堂上書毛澤東主席,報告土改情況。不久毛澤東主席親筆復信,此信在廣東報紙發表,翻身農民歡欣鼓舞,產生很好的政治效果。司徒美堂不僅擁護、支持僑鄉土改,也直言不諱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現的偏差問題。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委托,帶工作組到廣東調查,并與中共華南分局和廣東省政府商討制定糾正僑鄉土改中所發生的偏差和補救辦法。此舉獲得廣大華僑的熱烈擁護。

    三、積極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斗爭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帝國主義悍然出兵朝鮮,并把戰火燒到中國東北邊境。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赴朝作戰,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1950年10月,周恩來總理邀請民主黨派座談。致公黨領導人應邀出席,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抗美援朝”的決策。11月4日,致公黨參加簽署的《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嚴正指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的行動正在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的安全”,中國各民主黨派“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志愿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而奮斗。”1951年10月,陳其尤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代表華僑、歸僑、僑眷,“對于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無疑地以最大的力量予以支援”,“無保留地響應祖國的一切號召”,“特別對增產節約捐獻武器的工作,將盡最大的努力去完成。”1952年11月,陳其尤再次表示“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工作”,“進一步動員本黨黨員及聯系的海內外華僑、歸僑僑眷,貢獻我們的人力、物力、財力,源源不斷地支援前線,以支持抗美援朝的正義戰爭,直至朝鮮問題和平解決為止。”致公黨組織紛紛舉行時事座談會,深刻理解開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意義,掃除在群眾中親美、恐美等不必要的思想和顧慮,提高抗美勝利的信心;幫助僑胞和僑眷提高對抗美援朝的認識,發動黨員及所聯系的群眾,通過種種關系進行募集物資款項,以實際行動支援抗美援朝。據資料介紹,僅1951年,華南總支部黨員共捐款2億7千2百多萬元(人民幣舊幣)。致公黨組織還發動黨員寫信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黃鼎臣(時任衛生部醫政局長)還親自組織并率領醫療隊赴朝鮮前線。1953年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赴朝慰問團,致公黨的黃鼎臣、伍覺天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一道,參加慰問團赴朝鮮前線慰問。

    四、參加鎮壓反革命運動與整頓隊伍

  國民黨逃往臺灣前夕,在大陸潛伏和殘留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動黨團骨干、反動會道門頭子、惡霸和土匪。全國解放時,各級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清查,通令取消各種反動黨團和反動會道門。朝鮮戰爭爆發后,國內反革命勢力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爆發”,猖狂地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嚴重影響新中國社會的穩定。根據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的規定,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廣州市軍管會執行特務分子自新登記、反動團體登記、戶籍調查登記。致公黨中央擁護這一《條例》,中央黨部和華南總支部通過舉行學習會,使黨員從思想上認識到反革命分子的階級本質及社會根源,同時掌握中共中央鎮反工作的政策;并協助政府監視和防止特務的活動,還派出干部協助轄區政府辦理戶籍調查工作等。在致公黨內,有些黨員在參加致公黨時,依照黨章規定聲明脫離原來的反動黨團組織關系,并受到人民革命斗爭的鍛煉,能夠站在共同綱領的立場,堅持清洗自己的歷史,對黨、對政府、對人民作了清楚交代。對黨內涉嫌的反動黨團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則配合人民政府和公安機關部門,調查研究,落實情況,進行清理。通過鎮反運動,本黨純潔了內部,整頓了隊伍。

    五、投身“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的號召;次年1月,全國各城市又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此,陳其尤先后發表了《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投入“三反”運動》和《繼續堅持戰斗,爭取反貪污、反盜竊斗爭的徹底勝利》,并號召致公黨黨員投身這一運動。當時,華南總支部成立了“三反”學習委員會,推動黨員積極參加“三反”、“五反”運動,提高干部和黨員遵紀守法的自覺性。通過這項政治運動,使總支部的領導思想、組織路線和工作作風等方面也得到較大的改造和整頓。

 

第四章 中國致公黨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活動 (1952—1956)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2年11月8日至17日,致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52人。陳其尤在大會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報告分析了當時國際與國內形勢,指出“祖國在中國共產黨及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已經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及文化建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使人們能夠滿懷信心進一步為建設祖國工業化而奮斗。”同時提出致公黨今后的中心工作是: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工作,為保衛祖國及世界和平而奮斗;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號召海外華僑投資到祖國的生產建設,迎接即將到來的祖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積極投身思想改造運動,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學習共同綱領,以武裝我們的頭腦。鄭天保作《五大黨務報告》。《報告》回顧了四年以來,“在各個政治運動的鍛煉中,在不斷的工作與學習中,使黨員的政治水平提高了,在肅反整干中、在‘三反’中,使我們黨內部比較純潔了,黨的組織也較以前鞏固了”,“在海外的工作也有計劃地展開了”,“在維護海外華僑正當權益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大會代表聽取了《關于修改黨章報告》。這次修改黨章最主要內容是將主席團制改為主席制;精簡中央委員會人數和重新調整中央機構設置。同時,在黨章之首,加上總則,重申共同綱領為致公黨的政治綱領,更加明確地規定黨的歷史任務和黨員必須具備的條件。鄭天保作了《五大總結報告》。他說,這次代表大會充分發揚了民主,總結了兩年多來的工作,修改了黨章,提高了政治認識,加強了工作信心,澄清了幾種不正確的思想。在談到致公黨和洪門關系時,他說:“本黨歷史上與洪門有很深的淵源,有特別的關系,這是事實,但不是代表他們,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本黨是新民主主義政黨,已確定以共同綱領為自己的政治綱領,要發揚民主精神,走群眾路線,要參加各種政治社會改革運動,要把新中國建設起來,穩步走向社會主義,它與洪門的任何一方面都有根本不同之點。”大會通過了《中國致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會議號召全黨“為完成國家的政治任務而努力,為完成共同綱領而奮斗”。大會選舉產生致公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由27位委員組成。在五屆一中全會上,選出陳其尤、官文森、鄭天保、嚴希純、黃鼎臣、雷榮珂、司徒俊蔥和鐘杰臣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選舉陳其尤為主席,官文森、司徒俊蔥為副主席,鄭天保為秘書長。“五大”后,為適應工作需要,致公黨中央委員會于1953年7月28日從廣州遷到首都北京。

  第二節 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一、活躍在國家政治舞臺上

  經過全國人民三年的努力,勝利地完成了各項民主改革任務,人民民主的政權得到加強和鞏固,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迎來了我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進行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公布后,致公黨中央和各級組織的負責人多次發表擁護總路線的聲明和談話,動員黨員學習總路線和有關文件,并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做出貢獻。隨著國家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進一步加強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勢在必行。1953年1月,陳其尤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擁護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章,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基本制度,是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本組織形式。”“我代表致公黨全體黨員,衷心地擁護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英明措施。”以毛澤東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了憲法草案初稿。致公黨的領導人多次應邀參加座談討論,并對草案提出意見。致公黨的地方組織積極組織黨員學習有關人民代表的《選舉法》,協助政府做好我國第一次全國人口調查和選民登記工作,還熱情地參加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普選。致公黨中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的有陳其尤、黃鼎臣、鄭天保、雷榮珂、官文森。1954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為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一屆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以共同綱領代起國家憲法作用的過渡狀態,是我國政權建設的重要里程碑。1954年12月21日,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致公黨的全國政協委員有陳其尤、黃鼎臣、官文森、嚴希純、雷沛鴻、伍覺天。會議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成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愛國人士共同遵守的準則。1954年8月,致公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為解放臺灣聯合宣言》上簽了字。《宣言》嚴正地向全世界宣告: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1956年1月底,正當“三大改造”取得偉大勝利之際,全國政協召開了二屆二次會議。會上,陳其尤發言擁護全國政協周恩來主席的政治報告和其他工作報告,并表示致公黨將“加強對海外華僑的宣傳和聯系,及時和有效地報道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情況及僑鄉的新面貌,并深入地開展對歸僑僑眷的服務工作,擴大與鞏固華僑愛國主義統一戰線。”1956年3月,伍覺天同志參加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赴藏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他會見在西康工作時的朋友、藏族上層人士,配合代表團宣傳民族政策,體現我國各民族平等、友愛、團結的精神。

    二、加強思想教育和鞏固組織工作

  為配合形勢和加強對黨員與干部的思想教育,致公黨中央自“五大”以來的三年時間里,發出學習指示達22次,有力地督促和推動了全黨的學習教育工作。學習的文件主要有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婚姻法、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及中共中央、全國人大的有關文件。通過學習,一方面提高了黨員和干部的政治覺悟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黨員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信心。為推動宣傳教育,交流學習的經驗和體會,中央《致公通訊》自1952年9月創刊以來,不斷擴大篇幅,充實內容。華南總支部也出版了《華南致公》。為幫助干部提高理論政策水平,在中共統戰部的幫助下,致公黨中央和華南總支部先后派了不少同志到中原大學、中南政法學院及統戰工作研究班學習。經過“四大”以來的整頓隊伍、純潔內部工作以及干部和黨員思想的提高,黨的團結情況和組織情況有明顯進步,各級地方組織也較前健全。根據“五大”會議精神,中央和各級地方組織繼續貫徹組織工作的決定,把純潔內部、鞏固組織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沒有大量發展黨員,只是在鞏固組織基礎上,在歸僑僑眷和華僑工作者中吸收一些積極分子入黨,這有利于華僑工作的開展。1952年12月17日,陳其尤致函毛澤東主席,匯報致公黨整頓黨務的情況。12月25日,毛澤東主席作了親筆復函。1953年致公黨中央從廣州遷到北京后,華南總支部廣西省支部于1953年8月成立,直屬中央;1955年5月,華南總支部改名為廣東省總支部;同時,中央在北京、福建和廣東、廣西的13個市縣,發展了一批黨員。1956年,根據致公黨五屆五次中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限于目前國內外情況和我黨本身的條件,海外工作決定不公開或秘密地以黨的名義去活動”的決定,致公黨停止在國外發展黨員,也停止國外的組織活動。

    三、積極做好華僑工作

  中央和各級地方組織貫徹“五大”會議精神,加強對海外僑胞的團結與教育工作,對歸僑、僑眷的合理要求,諸如他們中間一些在土改中被錯劃為地富成份或沒收房產問題,盡力向政府反映,并協助予以解決;做好接待回國觀光的僑領以及一些與我們有聯系的華僑、歸僑和僑生,向他們介紹祖國建設的成就和解釋各種僑務政策,協助歸僑和出國華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進一步密切和擴大與海外的聯系。致公黨在這一時期的華僑工作中取得了一些可貴的經驗:一是必須使對華僑的宣傳教育和為歸僑、僑眷服務相結合起來,才能很好地收到團結教育華僑的效果;二是必須根據華僑的環境和習慣及其覺悟程度進行宣傳教育,并堅持愛國大團結的原則,才能達到鞏固擴大華僑愛國統一戰線的目的。

  第三節 中國致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4月,致公黨五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指出:“由于祖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達到空前的高潮,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客觀形勢起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為了及時適應這種形勢的要求,使本黨成員能在祖國社會主義事業中作出更大貢獻”,決定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年4月5日至13日,致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57人,列席2人。陳其尤致開幕詞,他說,“為了迎接今天新形勢下的新任務,我們必須及時檢查我們的缺點并糾正這些缺點,進一步動員與組織我們的力量,為實現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而發揮其積極性與創造性,這就是我們這次大會的主要內容。這次會議的任務是:總結過去的經驗,決定今后工作方針;修改黨的章程;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全國政協,民革、民盟、民建的代表向大會致詞;中共中央統戰部,民進、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的領導人出席了大會。黃鼎臣作了《黨務報告》,報告總結了三年來的工作成績,提出今后任務的七點意見。嚴希純作了《關于本黨章程的說明》。他說:“本黨自1947年起到現在,召開了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了四次章程,這是因為我國革命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本黨章程也必須不斷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的緣故。”大會討論通過了新黨章,在總綱中規定“中國致公黨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總綱為本黨的政治綱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力貫徹憲法的實施,為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為祖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而奮斗。”新黨章規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愿決心遵守本黨章程,為華僑工作服務,在完成入黨手續后,就成為本黨黨員。”大會通過了《關于黨務報告的決議》,決議號召黨員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加強思想改造,全力支持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以各種方式加強與海外華僑的聯系,全力以赴協助政府貫徹華僑政策,團結教育所能聯系的華僑、僑眷,及時了解、研究、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會議還著重研究組織建設的工作,強調繼續鞏固組織,并在“鞏固組織的基礎上,適當地吸收有代表性的中上層人士和對華僑工作有經驗的熱情的積極分子入黨,擴大團結,充實骨干,并有重點地在福州、廈門、江門、汕頭等僑區建立適當的機構”。根據我國對外政策,會議重申致公黨停止在海外的組織活動。大會選舉產生致公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由28位中央委員和5位候補委員組成。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出陳其尤、官文森、鄭天保、嚴希純、黃鼎臣、雷榮珂、鐘杰臣、雷沛鴻、伍覺天、王廷俊、司徒俊蔥組成常務委員會。選舉陳其尤為主席,官文森為副主席,鄭天保、嚴希純為正副秘書長。大會通過了《向毛主席致敬電》,表示“今后我們致公黨全體同志一定要在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上,勇往直前,努力做好崗位工作,積極進行思想改造,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奮斗!”

 

第五章 中國致公黨在曲折中前進 (1957—1976)
第一節 反右斗爭擴大化對致公黨的影響

  致公黨中央和各級地方組織根據“六大”精神,在整頓組織工作基礎上,發展吸收了一批新黨員,1957年反右斗爭前,全黨人數600多人,并先后成立了廣東、廣西省委會,福建省工委會,北京市委籌委會。在廣東、廣西、福建建立了十多個市縣級組織,致公黨組織得到壯大和發展,出現新的氣象。1957年,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社會面貌發生很大的變化,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為了解決這些新矛盾,中國共產黨于5月開展了全黨的整風運動。致公黨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多次參加中共召開的各種座談會,熱情幫助共產黨進行整風。從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先后召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達13次,廣泛征求意見和批評。致公黨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干部的思想作風提出批評和建議。隨著運動的深入,極少數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人,散布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言論。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全國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斗爭。由于對當時階級斗爭形勢的錯誤估計,反右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致公黨內也開展了反右斗爭,一些致公黨黨員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并被開除致公黨黨籍,受到了傷害。但是,中國致公黨始終沒有動搖堅持共產黨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第二節 貫徹服務與改造的方針

團結和推動歸僑、僑眷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一、制定自我改造規劃,貫徹服務與改造的方針

  1958年11月,致公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陳其尤致開幕詞。鄭天保作常委會工作報告。黃鼎臣作《中國致公黨根本改造草案》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決議,指出:我們黨當前最迫切最嚴重的任務就是“加緊進行成員和組織的根本改造,徹底破資產階級立場,立社會主義立場,使我們黨迅速從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政黨變成一個真正接受共產黨領導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致公黨根本改造規劃》。各級地方組織堅決貫徹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紛紛制定了為社會主義服務和自我改造規劃,并在當地中共黨委領導下,遵照“以政治思想為統帥,以工作崗位為基地,以勞動實踐和業務實踐為基礎”方針,參加“大煉鋼鐵運動”,參加街辦工廠、公共食堂、托兒所等勞動實踐。占很大比重的歸僑、僑眷黨員,過去多數是賦閑在家,依靠僑匯、房租、存款和利息等生活,不參加也不大愿意參加勞動生產或工作。通過個人的服務與改造規劃的實施,他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投入各種政治運動,在工作實踐和勞動實踐中體會到自己的命運同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血肉關系,做到逐步轉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達到改造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目的。廣大致公黨黨員在各個不同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并做出了成績。據統計,1959年被評為各條戰線、各種等級的勞動模范、標兵、先進工作者和積極分子的黨員人數,占黨員人數的70%以上。1960年2月6日至16日,廣東省委會召開“服務與改造工作經驗交流大會”。隨后廣西區委會、福建工委會也召開有關會議,總結交流服務與改造的經驗及基層工作經驗,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務。通過上述活動,使廣大黨員增強了在服務中加強自我改造的信心,提高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采取自我教育形式提高認識,共渡經濟難關

  1959年至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為了緩和日益緊張的社會關系,1959年9月,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知識分子大有進步,民主黨派大有進步,工商界也大有進步。毛澤東的講話使廣大致公黨員大受鼓舞。同時,中共中央采取了給部分“右派分子”摘帽、推動民主黨派召開“神仙會”,并重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等一系列措施。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克服困難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時期,致公黨從中央到地方組織,舉行一系列會議,推動黨員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時事政策,組織參觀訪問,并采取了“三自”(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和“三不”(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神仙會形式進行自我教育,不斷提高黨員的思想認識,幫助黨員認清形勢,正確對待暫時困難,增強了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與全國人民一道,在困難中經受了鍛煉和考驗,共同渡過了三年困難時期。各級組織推動黨員通過各種方式,向海外親友和華僑人士宣傳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宣傳國家僑務政策。不少歸僑、僑眷黨員不僅自己投資當地的工業建設和捐贈興辦公益福利事業,還鼓勵海外親友在國內存款,投資建設社會主義祖國。根據廣州市委會統計,1958年至1966年期間,市致公黨員爭取海外親友投資華僑投資公司等企業11萬多元,捐款達到200多萬元及一大筆僑匯,為團結廣大華僑,推動華僑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貢獻。在經濟困難時期,許多黨員寫信動員海外華僑,捐贈化肥、拖拉機、抽水機等農業生產資料,支援祖國農業生產。致公黨的負責人和黨員,還介紹推薦不少外商前來參加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參加廣州每年兩屆交易會接待工作的同志,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政治宣傳和生活接待工作,為促進國家對外貿易貢獻了一份力量。

    三、協助接待和安置歸國難僑工作

  1959年下半年,國際上掀起了反華排華活動,企圖孤立中國。印尼首先掀起了排華的浪潮,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表示萬分關切。1959年12月,陳毅外長寫信給印尼外長,提出三點全面解決華僑問題的建議。我國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先后派遣船只接運流離失所的僑胞回到祖國的懷抱,安置他們就業就學,使這些華僑深切體會到有強大的祖國,華僑再也不是海外孤兒。1960年4月,陳其尤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大會發言時表示:“我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做好接待和安置歸僑的工作,使歸僑積極參與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廣東、廣西、福建的致公黨組織,積極配合當地政府和僑務部門,熱情地參加了做好歸國難僑的接待和安置工作。

   四、組織黨員學習毛澤東著作

  1960年4月,致公黨六屆十次中常會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決議》。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再次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我們的重要任務”,指出“只有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才能正確認識當前的國際形勢和革命斗爭的發展規律,才能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勢和發展,才能正確認識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為此,各級組織大力推動黨員積極投入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這對黨員如何正確對待國家出現的暫時困難,無疑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起了保證作用。1962年至1966年期間,致公黨中央和各地組織開展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參加各項政治活動,使黨員在當時國內外的劇烈階級斗爭中保持了清醒頭腦,辨別了是非,提高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

  第三節 經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通知》(簡稱5·16通知)。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8月25日下午,北京市中學紅衛兵宣布《致各民主黨派最后通牒》,勒令民主黨派“自動解散”。致公黨從中央到地方組織被迫停止組織活動。1969年4月,解放軍派軍代表進駐致公黨中央機關。1970年11月,各個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全部遷入全國工商聯大樓集中,在統戰系統軍代表領導下,組織政治學習,參加批判斗爭大會。“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出于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瘋狂地破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對廣大知識分子和各方面的愛國人士進行殘酷迫害和打擊,把歸僑、僑眷的海外關系誣蔑為“敵特關系”。尤其是林彪、“四人幫”炮制出所謂《處理海外關系干部的六條規定》,妄圖割斷歸僑、僑眷和海外親友的聯系,破壞國家僑務政策的貫徹執行,對有海外親友關系的干部和歸僑、僑眷,強加以“里通外國”等莫須有罪名。一些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做出貢獻的致公黨老同志,他們在國外和回國之后與海外人士有較多往來,因而被打成“特務”、“間諜”、“反革命”,受到殘酷的迫害。十年動亂期間,致公黨組織雖然被迫停止組織活動,但是致公黨中央的領導人,仍然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關座談會和活動。致公黨組織被“勒令”關門,但是,在“五七”干校勞動的廣東省致公黨負責人,仍多次接受任務接待參加廣交會的海外朋友。“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林彪、“四人幫”給國家帶來了一場大浩劫,給我國人民帶來了一場大災難,也給致公黨帶來極大損害。然而,許多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摧殘的致公黨黨員,沒有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沒有改變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在烏云壓頂的日子里,他們堅信林彪、“四人幫”的胡作非為只是暫時的現象,光明一定會重新來臨。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講:“在萬惡的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年里,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被停止活動,很多成員遭到迫害,絕大多數人經受住了這場嚴峻的政治考驗,仍然堅信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這是難能可貴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和成員的高度評價。

 

第六章 中國致公黨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 (1976—1982)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恢復活動

    一、民主黨派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致公黨也由此重獲新生。

  1977年8月1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重申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的根本任務。12月27日,全國政協副主席葉劍英在全國政協四屆七次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重申要恢復和堅持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理論和政策,發揚民主協商的優良傳統,繼續執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把民主黨派的工作活躍起來,調動其積極性,為社會主義服務。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會議,揭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序幕。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億萬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按照“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進行全面改革和建設,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時期,也就是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1979年6月15日,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來,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各民主黨派也“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在談到新時期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的任務時說,“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鄧小平的講話,為新時期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此,我國的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工作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二、致公黨恢復活動

  從1977年起,致公黨中央負責人開始參加全國政協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各種會議:10月1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小組成員童小鵬傳達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恢復活動的建議;11月22日,就中共中央提名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委員的候選人名單進行協商;12月24日,民主協商確定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中央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名單。隨之,致公黨中央成立了由黃鼎臣、伍覺天、伍禪、王廷俊組成的臨時領導小組,開始恢復工作。各級組織在當地統戰部門的領導下,也先后成立臨時工作組,開始恢復黨務活動。

  1978年2月底,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同時召開,致公黨有3人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有8人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兩會”閉幕后,致公黨中央臨時領導小組邀集出席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的致公黨員以及部分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舉行致公黨中央工作座談會。會上,廣東、廣西、福建和北京市致公黨的同志分別介紹了各自的情況,并對恢復組織工作交換意見。

  為了更好地恢復黨務工作,在臨時領導小組領導下,致公黨中央制定了1978年工作要點: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好人大和政協會議精神;開展調研工作,了解地方組織和黨員10多年來的變化和當前工作情況;協助僑務部門做好接待回國觀光、探親的華僑、華人和洪門人士的工作;組織發展工作,原則上暫不發展組織,在特殊情況下,確實因工作需要可個別吸收新黨員。

  第二節 中國致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已經逐漸恢復活動的致公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精神振奮,大大提高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積極性。致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是在這一特定的形勢下召開的。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致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78人,列席2人。代表全黨303名黨員。這次大會的議程是:審議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修改《中國致公黨章程》;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黃鼎臣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并作了題為《同心同德,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力量》的工作報告。報告回顧了“六大”以來的工作,并在總結過去工作基礎上提出了致公黨在新時期的任務是: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上來。伍覺天作了關于修改《中國致公黨章程》的說明。在通過的新章程總綱中明確規定:致公黨堅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章程》對致公黨的性質規定為:“中國致公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中一個民主黨派;是以歸僑、僑眷為主要成分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章程》對致公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中心任務作了如下表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爭取早日完成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而奮斗。

  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由24名中央委員、6名候補委員組成。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由黃鼎臣、伍覺天、伍禪、鄺明、許志猛、陸榕樹、廖周行、黃復康、柯朝陽9人組成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并選舉黃鼎臣為主席,伍覺天、伍禪為副主席,鄺明為秘書長。

  10月24日,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包括致公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并合影留念。同日,全國政協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盛大招待會,招待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全體代表,鄧小平出席了招待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充分肯定了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共同奮斗的歷史后指出:在我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不是可以縮小,而是應該擴大”。最后,他勉勵民主黨派成員要以主人翁的態度,關心國家大事,熱心社會主義事業,在促進祖國統一的大業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共同奮斗。全體與會代表深受鼓舞和教育。

  致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致公黨歷史上一次承前啟后的重要會議。這次大會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全面總結了“六大”以來23年的工作,確立了致公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和工作方針,通過了適應新時期要求、符合致公黨實際的新章程,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為新時期動員全黨努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和祖國統一大業服務,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牢固的組織保證。

  第三節 致公黨的組織發展和思想建設

   一、致公黨組織的健全和發展

  根據“七大”的要求,1980年,廣東、廣西和廣州市進行了換屆,成立了新一屆委員會;福建省、北京市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一屆委員會。省級以下的市、縣級組織也進行了換屆或調整。通過換屆,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健全了組織機構,充實了專職干部,為各級組織正常開展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根據組織發展工作應貫徹積極穩妥的方針,致公黨中央有計劃、有步驟地在歸僑、僑眷集中的東南沿海城市建立了新的組織。從1979年底至1983年四年期間,建立了上海市支部,天津市工委會,還在8個省、20多個市縣建立新的組織。

  根據組織發展工作堅持“以大中城市為主,以中上層為主,以歸僑、僑眷人士為重點發展對象”的原則,堅持“在工作中求發展,在發展中開展工作,成熟一個,發展一個”的方針,各級組織積極穩妥地吸收了一批新的黨員。在新發展的黨員中,絕大多數是歸僑、僑眷中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和大醫院,發展了一批具有高級職稱的代表人士,并相應地在該單位建立基層組織。吸收的新黨員中,年齡普遍有所下降,大大增強了黨的活力。

  為培養一支政治素質高、熟悉黨務工作的骨干,致公黨中央加強了骨干的培訓,如邀請他們列席致公黨中央召開的各種會議;舉辦骨干讀書班、培訓班;參加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等。通過學習提高了黨員骨干的政治、思想和業務水平,為中央和各級組織物色、吸收一批有代表性的、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熱心黨務工作的年富力強的同志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去創造了必要條件。在七屆二中、三中全會上,先后增補了9名中央委員、6名中央候補委員、3名常委。

    二、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

  隨著組織的發展,新黨員人數逐年增加,致公黨的思想建設,重點放在對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致公黨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積極推動和組織黨員學習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有關重要文件及致公黨章程等。《鄧小平文選》正式出版后,致公黨中央號召全黨認真學習。

  通過學習,全黨增進了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確性的認識;確信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克服困難,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并在實際行動中,響應中共中央“毋忘團結奮斗,致力振興中華”的號召,獻身祖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事業。

  針對新黨員多的特點,各級組織舉辦新黨員學習班,學習致公黨章程和致公黨的歷史,認識了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學習統一戰線有關理論和政策,認識了新時期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增強了作為民主黨派成員的光榮感和責任感。

  為加強全黨的思想教育,報道黨員為四化建設服務的事跡,表彰先進,交流經驗,及時報道中央和地方組織的重要活動,致公黨中央于1980年底決定恢復出版《致公通訊》。隨后,為便于相互交流、互通情況,中央和一些地方組織先后陸續編印了《工作簡報》。

第四節 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協助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落實有關政策

 

    一、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自恢復活動以來,致公黨各級組織帶領廣大黨員關心國家大事,認真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職能。1980年11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致公黨中央推薦司徒擎參加了審判工作。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期間,致公黨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認真學習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憲法通過后,致公黨中央要求全黨深入學習和廣泛宣傳憲法,嚴格遵守和積極維護憲法,大大加強了黨員的法制觀念。

  1982年,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把原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合作共事的“八字方針”發展成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致公黨中央表示由衷的擁護,決心按此方針辦事,發揮作為諍友和助手的作用,共同把國家的事情辦好。

  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新一屆的人大和政協中,致公黨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有176人,各級政協委員有274人,其中全國人大代表9人,全國政協委員20人。他們積極參加各級人大和政協的會議,認真負責地就國家、地方的各項工作發表意見和反映情況。如伍覺天揭發海豐縣猖獗的走私活動和某些負責干部的違法亂紀行為,引起當地省、地領導的高度重視,對于揭開當地的走私內幕起了積極作用。他們還對落實僑務政策,改進外貿工作管理、加強法制教育以及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提出意見、提案和建議,反映了廣大僑胞和歸僑、僑眷的意見和要求,大多數被有關單位所采納。

    二、協助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落實有關政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恢復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采取了切實有效的措施,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撥亂反正工作,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建國以來許多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調整了多年來被搞亂了的社會關系,從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新局面創造了條件。在此期間,致公黨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協助政府有關部門落實政策。至1981年8月,在反右斗爭中被錯劃為“右派”的致公黨黨員全部得到了平反,撤銷了原有的處分,恢復了致公黨黨籍,恢復了名譽,并把決定通知本人,本人已故的通知其家屬。“文化大革命”期間,致公黨從中央的領導人到普通黨員,有不少同志受到沖擊和遭受迫害。到1981年底,近50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和其他歷史遺留問題,全部得到平反和糾正,被查抄的物資或基本歸還,或折價賠償處理。

  粉碎“四人幫”后,為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大力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改進對知識分子的工作。1982年12月,致公黨中央邀請致公黨黨員中的20多位高級知識分子列席七屆中常會七次擴大會議,請他們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反映情況,提出建議。致公黨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還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有的地方還專門組織工作組,進行調查,聽取他們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意見,并將有關意見和建議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對協助黨和人民政府改進知識分子工作,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致公黨黨員絕大多數是歸僑、僑眷知識分子,有一顆熱愛祖國,愿為四化建設事業盡心盡力的赤子之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盡管有許多同志受到迫害,蒙受冤屈,受到沖擊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們始終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偉大的祖國,并把全部精力獻給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第五節 圍繞經濟建設中心,開展致公黨的各項工作

   一、開展為四化建設服務工作

  根據致公黨“七大”關于“致公黨今后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圍繞四化這個中心任務進行,為實現四化服務”的精神,各級組織動員全體黨員在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基礎上,積極開展為四化服務工作。據統計,舉辦或聯合舉辦的各類學校24所,在校人數3594人;舉辦集體企業41個,安排了將近1200人就業,其中大部分是歸僑、僑眷子女;科技界的一些黨員,開展了科技咨詢服務;醫務界的同志到一些縣和華僑農場,協助當地醫療單位為群眾治病等等。

  為了及時交流并總結全黨為四化建設服務的經驗,致公黨中央1980年7月12日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性的為四化服務經驗交流會。會議結束時,伍覺天做了總結發言,總結了為四化建設服務的五條經驗:第一,協助和配合有關部門貫徹落實黨的各項政策,是爭取港澳和國外親友為四化建設貢獻力量的關鍵;第二,做好接待工作和服務工作,使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感到祖國溫暖,更加愛國愛鄉;第三,要團結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為四化建設服務,必須大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四化建設的意義和大好形勢;第四,要注意調查研究,弄清情況,才能做好工作;第五,緊緊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爭取有關部門的支持,是做好各項工作的保證。1981年5月22日致公黨中央在泉州召開第二次經驗交流會,有80人出席了大會。通過會議達到了表彰先進,交流經驗,找出差距,共同提高的目的。這兩次經驗交流會,是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不久召開的,它不僅使各級組織和黨員受到很好的教育和鼓舞,而且對致公黨日后更好地開展為四化建設服務的工作起了推動作用。全國和地方的報刊、電臺以及致公黨中央刊物《致公通訊》,大量報道了致公黨員為四化建設服務的先進事跡。

    二、發揮自身優勢,做好“三胞”聯誼工作

  致公黨黨員和所聯系的群眾,絕大多數是歸僑、僑眷,他們在臺、港、澳和國外有許多親戚朋友,這是致公黨開展海外聯誼工作的有利條件。致公黨中央和各級地方組織充分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以個人或組織的名義,積極配合各有關部門開展“三胞”聯誼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致公黨同海外洪門團體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致公黨與海外洪門的關系一度中斷。打倒“四人幫”以后,致公黨逐漸恢復了這種傳統關系。先后接待了從美國、加拿大、菲律賓、澳大利亞、秘魯、緬甸等國家回來探親、觀光、旅游的洪門團體和洪門人士,以及許多臺港澳同胞和來自各國的僑胞和外籍華人等。1979年至1983這四年共接待臺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團體共170多個。在接待工作中,始終貫徹了“了解別人,宣傳自己,熱情服務,多做工作”的方針,主動宣傳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和僑務政策;以具體事例實事求是地宣傳祖國和家鄉的變化,激發起他們愛國愛鄉的熱情,為祖國的四化建設多做貢獻。

  各級組織還發揮各自優勢,穿針引線,在引進資金、人才和先進技術、設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至1982年間共協助引進項目249項,其中成交的有90項,計資金約人民幣1億1千200多萬元。介紹華僑、外籍華人學者專家來華講學或進行學術交流的共有193人次。協助臺港澳同胞和國外親友在家鄉興辦公益事業共有4000多項,總計金額2300多萬元。我國廣東僑鄉素有出版民辦的對外小型鄉刊、僑刊的傳統,其內容以報道鄉訊為主,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深受國外鄉親的歡迎。“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了一個時期。“文化大革命”后,在當地中共黨委和僑辦的領導支持下,致公黨的一些同志積極參與復辦和創辦工作,并在其中擔任社長、主編職務,或從事編輯工作。他們通過這些刊物向國外鄉親宣傳黨的僑務政策和家鄉的新面貌,起到了團結、教育國外鄉親的良好效果。

 

第七章 中國致公黨不斷拓展工作的新領域 (1983—1987)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確認全黨全國“已經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勝利,實現了歷史性的大轉變”后,進一步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偉大號召。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四部憲法。新憲法的制定和實施,保證了我國沿著社會主義的航道健康向前發展。在這一大好形勢下,致公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83年11月28日至12月7日,致公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165人,列席代表18人。代表全黨1424名黨員。大會的議程是:審議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修改《中國致公黨章程》;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開幕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向大會宣讀了中共中央的賀詞,賀詞指出:“致公黨同我們黨有長期合作的歷史,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都作出自己的貢獻”,賀詞在重申中共十二大精神后,殷切希望致公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為實現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做出更多的貢獻。

  伍禪致開幕詞。黃鼎臣作了《毋忘團結奮斗,致力振興中華,為全面開創致公黨工作新局面而努力》的工作報告。報告根據中共十二大“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偉大號召,提出致公黨今后的工作方針和任務,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遵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政治基礎,加強思想建設與組織建設,立志改革,充分發揮致公黨與海外有廣泛聯系的特點和優勢,發揚全體黨員和所聯系的歸僑、僑眷及其海外親友的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促進祖國統一和保衛世界和平貢獻我們的力量。

  伍覺天作了關于修改《中國致公黨章程》的說明,大會根據新時期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和民主黨派性質的根本變化,新《黨章》明確指出:“中國致公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是以歸僑、僑眷為主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聯盟,是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政黨。”并在總綱中增寫了“本黨的一切活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根本準則。”大會選舉產生了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由48名中央委員、14名候補委員組成。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由葉佩英(女)、伍覺天、伍禪、許志猛、許乃波、鄭守儀(女)、柯朝陽、陸榕樹、黃鼎臣、黃獨峰、董寅初、廖周行、蔡其侃13人組成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并選舉黃鼎臣為中央主席,伍覺天、伍禪、許志猛、陸榕樹、董寅初、鄭守儀為副主席,陸榕樹為秘書長(兼)。

  大會根據致公黨的特點和開展工作的需要,同時成立了以許乃波為主任的華僑知識分子工作委員會和以鄭守儀為主任的婦女工作委員會。大會期間,鄧小平、胡耀邦、彭真、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了全體與會代表和工作人員,并一起合影留念。中共中央統戰部等聯合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盛大招待會,招待全體與會代表。

  致公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致公黨最盛大的一次大會。大會制定的今后工作的指導方針和任務,通過的新章程,選出的新的領導班子,為全黨開拓工作的新領域做好了思想和組織準備。

  第二節 認真學習、貫徹《紀要》精神,加強組織建設

   一、學習、領會《紀要》精神,提高思想認識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各民主黨派組織恢復整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工作漸趨正常,但在組織發展上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問題。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有利于民主黨派的健康發展,1983年1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各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就各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問題在北京舉行座談會,共同制定了《關于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問題座談會紀要》,就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問題達成共識:為健全和鞏固現有的組織,以利于今后的發展,各黨派在今后的一段時間里,應堅持鞏固與發展相結合的方針,注意總結幾年來的經驗,加強組織建設,培訓骨干和對新成員進行考察、教育工作,適當放慢發展步子;發展新成員必須注意質量,發展對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各黨派在發展成員和新建組織時必須堅持各民主黨派的重點分工,堅持以大中城市為主,堅持中上層為主,還可適當發展從臺、港、澳地區歸國定居的人士等。《紀要》還重申在一些地區、部門和工人、農民、青年學生中不發展民主黨派成員。

  為了幫助各地貫徹《紀要》,做好鞏固組織的工作,1984年4、5月間,黃鼎臣和陸榕樹率領兩個工作組,分別赴上海、杭州、南京和四川、云南等地調查組織情況,幫助地方組織總結經驗,健全組織。

    二、認真貫徹《紀要》精神,加強組織建設

  經過全黨各級組織認真貫徹執行《紀要》,組織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各地吸收了一批新黨員,通過舉辦學習班、讀書班等,培訓干部和骨干,對新黨員進行考察、教育;引進了一批新人,充實了各級組織領導班子。在致公黨八屆二中全會上,增補了4名中央委員,增補陳其揮、鄭正仁、黃清渠(1929—1989)3人為中央常委。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增補黃清渠為中央副主席。

  在一些條件成熟的支部或小組的地方組織,相繼成立了委員會或工委會,如上海市委員會、云南省委員會、四川省工委會、武漢市工委會、沈陽市工委會等,在沿海開放城市建立了新的組織。新建江蘇省工委會籌委會、西安市工委會、廣東海南行政區籌委會、湖南省工委會、安徽省工委會籌委會。在一些大城市也相繼建立了組織。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省市組織在高級知識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建立了新的支部。據統計,到1988年底,省級組織增至15個,市縣級組織增至78個。黨員的結構和面貌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平均年齡51歲,具有高中級以上職稱的占總數的74%。至此,從東北到東南沿海以及西南地區,致公黨都有了組織,初步改變了過去布局不平衡、基層組織過少的局面。

  第三節 中國致公黨全國代表會議

    一、召開全國代表會議的背景

  1986年1月初,致公黨召開八屆中常會十次會議(擴大),專門研究了關于引進新人和加強領導班子問題。會議期間,與會同志認真學習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引進新人,加強領導班子問題的幾點建議》的文件,認識到引進新人,加強領導班子問題,是關系到致公黨和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通力合作,后繼有人的需要,是一項緊迫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任務。這次會議成立了以黃鼎臣為組長的五人領導小組。

  1986年7月,中共中央批準并轉發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在新的歷史時期民主黨派工作方針的文件(即中發〔86〕19號文件),指出:“從現在起,要把幫助民主黨派培養、選拔新的代表人物逐步進入領導班子,作為堅持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一項戰略性措施,作出安排,認真抓好,并幫助他們在調整領導班子中,做好協調各方面關系的工作。”

  1986年9月,致公黨舉行八屆中常會十四次會議(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中發〔86〕19號文件精神,著重討論了關于引進新人和加強中央和地方組織領導班子建設問題。建議中央委員會在1986年底或1987年初召開中國致公黨全國代表會議,在致公黨“九大”之前對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作出適當的充實和調整,增選一些較年輕的同志進入中央委員會,加快實現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步伐。

    二、中國致公黨全國代表會議

  致公黨中央于1986年12月30日至1987年1月3日,在北京召開致公黨全國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137人,列席代表68人。這次會議主要是解決充實和調整中央委員會和引進新人問題,以逐步實現領導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

  大會開幕時,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董寅初致開幕詞。黃鼎臣代表中央委員會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八六年工作報告》。報告指出:致公黨組織建設當務之急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成致公黨肩負的歷史使命,需要逐步實現領導班子和工作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增強組織的活力,使各級組織的領導班子形成梯形的年齡結構和由對海外、港、澳、臺有影響的同志以及多方面人才構成的群體。

  代表們審議并一致通過了黃鼎臣所作的工作報告,并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對中央領導機構作了局部的調整,增選了19名中央委員和6名候補中央委員。這次增選的25位委員中,中央委員平均年齡51.4歲,候補中央委員平均年齡50.3歲,一批年富力強、政治素質好、事業有成就的優秀中青年黨員進入了領導班子。

  致公黨全國代表會議是致公黨歷史上一次特殊的會議,是致公黨為實現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合作交替而采取的一次非常措施。正如伍覺天在閉幕詞中所說:“這是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方針的需要,是百年大計。"

  第四節 認真履行政黨職能,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做出新貢獻

    一、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協助政府落實僑務政策

  在中共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致公黨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的領導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認真履行政黨職能。致公黨中央領導人先后參加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征求意見稿)》、《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定(征求意見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征求意見稿)》、《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征求意見稿)》的討論。致公黨主要領導人列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地方組織的負責人也經常應中共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邀請,參加各種座談會、協商會,就地方事務的重大問題參加討論、協商,提出意見和建議。

  致公黨擔任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黨員(六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共計有715人,七屆增至1555人),在各級人大和政協會議上,對黨和政府的工作,對經濟建設和地方事務,對改革開放中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涉及到歸僑、僑眷的合法權益和海外僑胞的正當權益,發表了意見和建議,幾年來先后提出各種議案、提案和建議有兩千多件,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有的已被有關部門采納。

  在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黃鼎臣代表致公黨中央作了題為《為華僑投資創造良好環境》的發言。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制定有關華僑問題的有關法律、法規時,如中國公民出入境法、華僑投資法、繼承財產法、婚姻法、雙重國籍及海關關稅法等,致公黨中央都要召開各種座談會,收集黨員和所聯系的歸僑、僑眷的意見和建議,向有關部門反映,不少意見被采納。

  與此同時,致公黨中央和各級組織以及許多黨員,積極協助黨和政府有關部門落實僑務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1983年1968件,1985年500多件,1986年200多件。其中包括解決平反冤假錯案遺留問題,落實僑房政策,還有黨員住房困難、工資待遇、離休退休、夫婦兩地分居、工齡、職稱、子女升學就業、下放返調以及出國、出境探親等問題。這些政策的落實,不僅調動了廣大歸僑、僑眷的積極性,而且使他們的海外親友深受感動。

    二、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工作做出新貢獻

  在改革開放方針鼓舞下,廣大黨員在本職工作中勤勤懇懇,發揮專長,為兩個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據不完全統計,至1987年,黨員中獲科技成果獎國家級的有38人,部、省級和市級獎的213人。歷年被評為各級先進工作者或模范稱號的人數:1983年,有391人,其中獲國家一級榮譽稱號的有31人;1985年,有344人,其中國家級的有26人;1986年,有539人,其中國家級的有30人,省級的61人;1987年,有1057人,其中國家級的有35人,省級的299人。各級組織和黨員繼續開展各種面向社會服務的活動,由致公黨組織和黨員興辦的各級各類學校有38所,856班,已結業人數近4萬人,作為社會力量辦教育的一種補充,也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了所需的人才。此外,自“八大”以來,協助引進資金和促成外貿8億7千多萬美元和3億5千多萬人民幣。介紹親友來華講學者300多人次等。此外,協助和配合海外親友,為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有400多項,促進了僑鄉兩個文明建設的發展。為總結并推動全黨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工作,致公黨中央于1984年11月26日在北京召開了為四化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這是繼1980年和1981年兩次經驗交流會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會議。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出席大會并講了話,他充分肯定了致公黨在為祖國四化建設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1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了茶話會,招待與會全體同志。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并希望致公黨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工作能取得更大成績,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伍覺天代表致公黨中央致閉幕詞。他說:這次會議達到了表彰先進、交流經驗、互相學習、共同提高的預期目的。

  為了表彰、總結和推動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工作,1985年10月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為四化建設服務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表彰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致公黨選派了在各條戰線上做出顯著成績的30名黨員出席大會,其中有3位同志在大會上作了發言。會議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中共中央領導人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闡明了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評價了近年來在四化建設中所取得的成績,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使與會者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鞭策。大會閉幕后,全體與會代表積極響應表彰大會的倡議書,決心為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做出更大成績。

  第五節 請進來、走出去,拓展海外聯誼工作

  “八大”以后,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發揮積極性、主動性,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等方式,多層次、多渠道、多領域地拓展海外聯誼工作,海外聯誼出現了新的局面,有了新的進展。

   一、邀請華僑各界人士及社團來華訪問

  為紀念中國致公黨建立60周年,1985年10月,致公黨中央邀請了已故致公黨中央領導人在海外的親屬,還邀請了美國、加拿大、菲律賓、牙買加、秘魯等地的洪門團體、華人社團和各界代表人士前來參加紀念活動。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等親切接見前來參加紀念活動的海外來賓,并合影留念。在紀念大會上,習仲勛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賀詞,指出:“致公黨是和我們黨長期合作、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歷史的實踐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致公黨在廣泛聯系海外僑胞、洪門人士、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中具有優越條件。我們希望致公黨在做好國內工作的同時,繼續發展同海外僑胞、洪門和臺灣、港澳同胞的聯系,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的千秋大業做出新的貢獻!”黃鼎臣在大會的講話中,回顧了致公黨60年的歷史,闡述了“三大”以來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歷程;表示致公黨要繼續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努力發展最廣泛的愛國主義統一戰線,團結所聯系的海外僑胞和臺港澳同胞,共同為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早日實現而奮斗!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中央和海外來賓的代表向大會致了賀詞。致公黨中央領導人與海外來賓通過座談會、參觀游覽、文藝晚會等活動,共敘友情,既宣傳了自己,也了解了別人,進一步加強了聯系。

  致公黨中央還利用國慶和其他節日邀請海外社團和人士來華訪問。各級地方組織和黨員通過邀請接待親友來華探親、旅游、洽談貿易、講學等進行廣泛接觸,向他們介紹祖國和家鄉的變化,宣傳祖國的大好形勢。

    二、組團出訪,廣交朋友,增進友誼

  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八十年代初,致公黨以黨派的名義組團出訪,在各民主黨派中尚屬首次。1984年6月24日至8月13日,以黃鼎臣為團長、許志猛為副團長的中國致公黨訪問團出訪了菲律賓、加拿大和美國,還順訪了香港和澳門地區。訪問期間,代表團會見了各地的洪門昆仲和華人、華僑社團,拜訪了許多老朋友,結識了不少新朋友。代表團成員向他們介紹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海外的朋友加深了對國內大好形勢的認識。通過代表團的工作,促進了各地洪門團體的團結。中國致公黨首次出訪成功,引起國內外的普遍關注,當地報刊、電臺等媒體詳細報道了這次出訪。

  1986年,正在美國探親的董寅初,受致公黨中央的委托,參加美國紐約洪門致公總堂的懇親大會,并代表致公黨中央致賀詞;1987年9月11—19日,黃鼎臣率團赴牙買加,參加牙買加洪門致公堂一百周年盛典,回國途中還順訪了紐約洪門致公堂;同年9月19—26日,伍覺天率團赴澳大利亞,參加了澳大利亞洪門民治黨墨爾本總支部成立90周年慶典;1988年9月—11月,伍覺天、許志猛率團赴加拿大,參加了加拿大洪門民治黨溫哥華支部成立100周年、《大漢公報》創刊80周年、溫哥華達權支社成立70周年的三慶大會,同時還順訪了美國紐約洪門致公總堂、舊金山五洲洪門致公總堂、夏威夷洪門致公總堂等。代表團在出訪各國期間,還拜訪了各地的華人社團,不僅見到了許多老朋友,結識了新朋友,還會見了持不同觀點的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人士,同他們共敘情誼,增進了解,特別是訪問團在出訪期間,積極宣傳我國政府的對臺方針政策,表達海峽兩岸同胞應同心協力、促進祖國早日和平統一的愿望,得到了廣泛的響應。

  此外,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負責人,先后參加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地方人大、政協的代表團,訪問了歐洲、美洲各國,日本、泰國、緬甸、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和港澳地區,參與了國際交流和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擴大了聯系,增進了友誼。與此同時,廣大黨員中有不少同志經常出國(境)探親、訪問、講學、演出和參加國際會議,據統計,“八大”以來出國(境)的人達1500人次。他們除完成自身的任務外,還廣泛接觸各界人士,會見親友,拜會社團等。他們講述自身的經歷,家鄉的變化,宣傳國內的大好形勢、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轉達祖國同胞的問候,增進了互相間的了解,加強了友誼。

  經過全黨的共同努力,海外聯誼的面越來越廣,已經不局限于海外的洪門團體和洪門人士,還擴展到華僑、華人的其他社團以及海外的留學人員,朋友越來越多,從而更加體現了致公黨與海外有廣泛聯系的特點和優勢。

 

第八章 中國致公黨努力提高全黨的整體素質 (1988—1991)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三大報告系統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針;還明確地指出不斷完善和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件。1987年11月26日,致公黨在北京召開八屆中常會十七次會議。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共十三大的精神,并通過了《關于學習和貫徹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的決議》、《關于召開中國致公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方案》。1988年4月,中國致公黨在北京召開八屆中常會十八次會議。會議接受黃鼎臣同志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要求,并一致推舉董寅初同志擔任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代主席。

  1988年12月12日至18日,致公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共277名。代表全黨7912名黨員。大會的議程是:審議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修改《中國致公黨章程》;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宣讀了中共中央的賀詞。賀詞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期,致公黨積極支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總政策,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和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民主監督;動員廣大成員和所聯系的群眾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加強同海外華僑、華人社團的友好往來,支持成員密切聯系海外親友,以各種方式支援祖國四化建設,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黃鼎臣致開幕詞。董寅初作題為《熱愛祖國,致力為公,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開拓前進》的工作報告。報告著重闡明了致公黨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展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報告說:“高舉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兩面旗幟,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指針,團結全體黨員以及所聯系的歸僑僑眷和海內外親友,發揚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共同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黃清渠作關于修改《中國致公黨章程(草案)》的說明。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致公黨章程》。新章程對致公黨的構成和性質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國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和與海外有聯系的代表性人士、專家學者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黨。”

  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由91名中央委員、9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在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由董寅初、楊紀珂、伍覺天、黃清渠、陸榕樹、鄭守儀(女)、王宋大、黃獨峰、鄭正仁、蔡其侃、葉佩英(女)、俞云波、劉文湖13人組成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并選舉董寅初為主席,楊紀珂為常務副主席,伍覺天、黃清渠、陸榕樹、鄭守儀、王宋大為副主席,王宋大為秘書長(兼)。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一致推舉黃鼎臣為名譽主席,許志猛為名譽副主席,許乃波為顧問和15位同志為咨議。致公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在新老合作交替以及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一批德才兼備、比較年輕的同志進入了中央委員會,這不僅為中央領導班子增強了新的活力,而且為在共產黨領導下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責,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證。

  第二節 學習、貫徹中共中央《意見》,加強自身建設

    一、認真學習中共中央《意見》

  1990年初,《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正式公布實施。《意見》不僅全面總結了我國多黨合作的歷史經驗,而且闡明了民主黨派的性質和地位、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和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相互關系、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等。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經過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

  《意見》的公布實施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致公黨中央于1990年1月31日,向全國各級組織發出了關于學習中共中央《意見》的通知。2月10日,楊紀珂代表致公黨發表了題為《熱烈擁護、堅決貫徹》的電視講話,表明致公黨對《意見》的態度。2月18日,致公黨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學習中共中央的《意見》。董寅初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意見》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共同遵守的準則,是指導今后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綱領性文件”。會議通過的決議中再次強調:“中國致公黨堅決反對在中國搞西方式的多黨制度,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中共和民主黨派的神圣責任,中國致公黨將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二、根據《意見》精神,制定切實措施,加強自身建設

  199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江澤民總書記在會上作了題為《努力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講話,強調全黨都要重視做好統戰工作。會后,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通知》。6月底,致公黨召開了九屆中常會七次(擴大)會議。會議認真學習了江澤民總書記的講話,并結合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意見》和致公黨的實際,通過了《中國致公黨關于加強自身建設的決定》,要求全黨把思想建設抓緊抓實,不斷提高黨員的政治素質。

  1990年7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參加座談會,江澤民總書記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進一步落實民主黨派參政和加強自身建設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9月3日,致公黨中央通過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努力擔負起參政黨重任的若干意見》。10月,致公黨中 召開全國工作會議,制定了《若干意見的實施要點》,要求全黨認真貫徹執行。通過學習中共中央的《意見》和致公黨中央制定的三個文件,致公黨各級組織加強了領導班子建設,把主要精力放在履行參政黨職能上,進一步加強了自身建設,組織發展工作也獲得了健康的發展,并注意了黨員素質的提高。到1990年6月30日止,全黨黨員人數達10634人,縣、市級組織有80個,省級組織有15個。

  在致公黨九屆中常會二次會議上,增補邱國義、吳豪德、唐國俊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九屆中常會十次會議上,增補羅豪才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

  第三節 發揮參政黨的作用,積極參政議政

  通過學習中共中央的《意見》,致公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組織積極參政議政,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1989至1991年間,致公黨中央領導人參加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舉行的民主黨派人士高層次座談會、協商會、談心會、通報會等,前后約有50多次。董寅初參加了江澤民總書記主持的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座談會、參加討論中共中央制定的《意見》。致公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還應邀參加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前的通報會,《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的討論座談會,三峽工程論證會等。在這些會議中,致公黨中央的領導人,就有關國家大政方針和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發表意見和建議,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針對“臺獨”分子的蠢動,1992年董寅初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遏制‘臺獨’逆流,維護祖國統一》的文章,譴責臺獨分子數典忘祖的倒行逆施,并呼吁臺灣當局從民族大義出發,本著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捐棄前嫌,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為了貫徹中共中央確定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致公黨中央負責同志多次分別參加中共中央和政府組織的清理檢查公司工作,反腐敗調查組工作,一些省市級組織的部分同志還參加財務、稅收、物價大檢查工作,直接參與了監督、檢查工作。

  按照《意見》關于“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中的作用”的精神,致公黨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十分重視在各級人大和政協會議中發揮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作用。致公黨黨員擔任七屆各級人大代表共515人,各級政協委員共1677人,其中全國人大代表17人,全國政協委員27人,他們在全國及省級人大和政協會議上分別以個人或致公黨組織的名義作了大會發言,總計有123次;向各級人大、政協提交的議案、提案、建議和意見有四千余件。這些發言、議案、提案都圍繞國家大政方針和體現致公黨的特點,反映了所聯系的歸僑、僑眷的意見、建議和要求,如在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上,陸榕樹代表致公黨中央作了題為《重大建設項目在上馬之前必須從宏觀經濟角度做好科學與民主的論證》,鄭守儀代表致公組作了題為《同心協力全面貫徹〈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的發言;有許多提案和建議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如解決華僑農林場存在的困難及土地糾紛問題的建議;改善投資環境,努力發展“三資”企業的建議。有的提案如《積極挽救老中醫人員實踐經驗的建議》,還被全國政協評為優秀提案,各級地方所提出的提案也有不少被評為優秀提案等等。

  此外,致公黨擔任各級人大的女代表、各級政協的女委員,就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多次發出呼吁,提出議案、提案,如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販子,保護婦女兒童人身自由,堅決取締出售淫穢書刊和出租出售黃色錄相帶等。

  致公黨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認真做好物色、舉薦致公黨黨員擔任各級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領導職務工作,這是發揮參政黨作用的又一個舉措,也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全國政協七屆十五次常委會,任命楊紀珂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致公黨約有100人先后擔任了各級政府及司法部門的領導職務。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努力工作,受到好評。與此同時,致公黨有不少同志應聘擔任各級特邀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教育督導員,他們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組織的廉政建設檢查、案件調查、“三亂”情況調查以及審計監督等工作。他們積極工作,如實反映情況,轉達人民群眾的舉報,并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較好地發揮了參政和監督的作用,有的同志還被評為優秀特邀監察員、檢察員。致公黨的參政議政工作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各級人大和政協會議上的發言,提出的議案和提案以及建議,數量逐年增多,質量有所提高。第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八五”計劃,全面貫徹《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抗洪救災、重建家園等社會重大問題獻計出力。第三,注意發揮組織作用和群體智慧,深入調查研究。如《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的發言,是在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基礎上,通過討論逐步形成的;關于抗洪救災、重建家園的十條建議,是在邀請有關專家、學者舉行座談、討論后形成的;華僑農林場問題是通過中央和地方聯合調查寫成的等。第四,加強中央和地方的溝通,并主動配合有關部門開展工作,加強橫向聯系,不斷拓寬參政議政面。

  第四節 進一步開展為四化建設服務工作和海外聯誼活動

    一、開展智力支邊、科技扶貧工作,為四化建設服務

  智力支邊,科技扶貧,是民主黨派適應新時期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和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需要所做的一項開創性工作。1988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準,正式成立了“中央統戰部、國家民委、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智力支邊工作協調小組”。在協調小組統一協調指導下,致公黨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智力支邊、科技扶貧工作。

  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從參政黨的角度出發,以極大的熱情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深入老區、邊遠地區、少數民族貧困地區開展調查研究,向中共地方黨委和政府有關部門提出許多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如楊紀珂提交的《建立延邊州琿春邊貿經濟區》、《關于利用東南亞形勢的新格局、加速云南紅河州對外開放的建議》等,受到國務院的重視。為表彰他在支持、維護星火計劃實施方面做出的貢獻,國務院授予他“國家星火計劃特別榮譽獎”。一些地方組織也積極開展調研工作,提出了加快貧困地區開發、開放的建議,受到有關部門的好評。致公黨中央協助一些地方制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主要有:貴州省《興義市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總體規劃》、《興仁縣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四川省《酉陽縣中藥材發展規劃》和《酉陽縣畜牧業發展規劃》等。這些規劃付諸實施后,都取得了較好的效益。

  同時,各地方組織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培訓工作,幫助貧困地區培訓人才,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協助貧困地區進行項目評估,選擇開放項目;跟蹤項目實施,協助落實引進資金等。

  地方各級組織還采取多種形式,開展為社會服務活動。黨員中的科技人員利用業余時間為工廠企業咨詢服務,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醫務人員,組成醫療隊,深入僑鄉、華僑農場和貧困地區,義診義醫,送醫送藥和醫療咨詢服務;文藝工作者深入基層,為工農兵義務演出,有的舉辦書畫篆刻展覽,豐富了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各地組織繼續開展社會辦學活動,不斷拓寬辦學渠道,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質量,為當地的經濟建設培養了不少急需的各類專業人才。

    二、積極開展海外聯誼活動

  “九大”以來,致公黨各級組織共接待來自五大洲僑胞和臺灣同胞、港澳同胞的各類團體數百個,計5萬余人次。在組織和個人接待中,都努力做到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方針、政策,介紹祖國的建設成就和家鄉發生的變化,激發海外華人華僑愛國愛鄉的熱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發生后,由于海外一些新聞媒介的歪曲報道,使不少“三胞”社團和親友對國內局勢產生誤解和憂慮。致公黨各級組織和個人,積極配合有關部門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耐心、細致地解釋,如實地反映日趨安定的國內局勢,說明祖國仍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港、澳政策和僑務政策都不變。“三胞”的疑慮逐步消除了,從而得以繼續在國內興辦企業及捐款興辦公益事業。5年中致公黨協助引進資金或捐贈公益事業的款額達人民幣9億4千萬元、港幣7億8千萬元、美元6億4千萬元。不少黨員由于在動員自己親友投資國內或在國內興辦公益事業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受到各有關組織與部門的表彰。1991年夏季,我國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澇災害期間,致公黨黨員在自己捐款捐物的同時,積極動員海外親友支援災區人民。短期間,廣大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踴躍賑災,表現了“血濃于水”的手足深情。致公黨加強了海外聯誼工作,中央領導人多次率團出訪。1989年底,董寅初在美期間,代表致公黨出席了美國紐約洪門致公總堂、紐約洪門致公堂新春團拜暨新舊職員交接會,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1990年6月,董寅初率領中國致公黨代表團出訪菲律賓,參加菲律賓洪門進步黨總部成立80周年紀念活動暨81、82屆新職員就職典禮。訪問期間,代表團拜會了許多老朋友,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加強了致公黨與菲華洪門社團及各界人士的聯系,增進了友誼。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后,我國民主黨派仍組團出國訪問,在海外引起積極的反響。與此同時,致公黨黨員出國探親、訪友、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及隨同各種團體出訪的人數也逐年增加。

 

第九章 中國致公黨為建設高素質的參政黨而不懈努力 (1992—1997)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九十年代是我國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祖國統一大業不斷向前推進的關鍵時期。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全面總結了改革開放十多年來的經驗,回答了經常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論述,并提出了抓住時機、發展自己的戰略思想。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科學總結了1978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確立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把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根據中共十四大的戰略部署和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要求,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將邁出更新更快的步伐。正是在這一大好形勢下,致公黨決定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92年12月15日至20日,致公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295名。代表全黨11496名黨員。大會的主要議程是:審議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修改《中國致公黨章程》;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錢其琛宣讀了中共中央的賀詞。賀詞高度評價了致公黨進入新時期以來各方面工作的成績,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致公黨積極擁護并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認真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積極發揮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作用。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下,致公黨動員和團結廣大成員及所聯系的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努力開創工作的新局面,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楊紀珂致大會開幕詞。董寅初作了題為《團結奮斗,致力為公,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新貢獻》的工作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全面總結了14年來改革和建設的豐富經驗,確定了今后一個時期的戰略部署,對于加快改革開放步伐,更快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經濟建設,在本世紀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中國致公黨將一如既往地同中國共產黨同心協力,共展宏圖”。

  陸榕樹作關于《中國致公黨章程(修正案)》的說明。新黨章對致公黨的性質和特點作了新的概括:“中國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的中上層人士為主和有海外關系的代表性人士組成,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章程增加了闡明中國致公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遵守的準則和作為參政黨的地位與特點。明確提出了致公黨的政治綱領是:“遵循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堅定不移地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團結全體黨員和所聯系的歸僑、僑眷以及海外僑胞,共同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大會選舉產生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由87名中央委員、4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在十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由王宋大、古華民、葉佩英(女)、吳豪德、邱國義、楊紀珂、楊兆旋、李家寶、李錚友、張駿升、陸榕樹、鄭守儀(女)、羅豪才、俞云波、唐國俊、梁立基、靳晉、董寅初(以姓氏筆劃為序)18人組成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并選舉董寅初為中央主席,楊紀珂為常務副主席,陸榕樹、鄭守儀、王宋大、羅豪才為副主席,王宋大為秘書長(兼)。全會一致推舉黃鼎臣為名譽主席,伍覺天為名譽副主席,五位老同志為顧問和十五位同志為咨議。1995年12月,在致公黨十屆四中全會上,增選吳明熹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會議同意王宋大辭去秘書長職務。1996年12月,在致公黨十屆五中全會上,增選杜宜瑾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致公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依據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確定了致公黨今后五年的工作方針和任務。這就為致公黨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提供了思想政治和理論上的堅實基礎。

  第二節 不斷提高參政議政水平,進一步履行參政黨職責

   一、參加國是問題的協商和討論

  “十大”以后,致公黨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遵照大會制定的方 針和任務,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緊緊圍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積極參政議政、履行參政黨的職能。

  中共中央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同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致公黨作為參政黨積極參加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舉行的高層次座談會、民主協商會和情況通報會,以及各項考察活動;對國家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提出意見建議。僅1994年,致公黨中央領導人就參加了19次這種會議,如反腐敗問題座談會、對《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征求意見稿)》的征求意見座談會、有關教育問題的座談會;參加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統戰部組織的蘇南、浦東和三峽工程的考察活動;參加有關部門組織的反腐敗工作調查和財務、稅收、物價大檢查活動;參加對有關法律的修改工作等。與此同時,各級地方組織的負責同志也經常參加地方黨委和政府召開的各種座談會、協商會等,圍繞當地的經濟建設以及有關重大問題發表意見、提出建議。1995年2月,董寅初發表《堅決擁護八項重要主張,努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講話,對江澤民主席關于祖國和平統一八項主張表示完全贊同和堅決支持,并號召全黨遵循講話精神,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做出貢獻。

    二、活躍在人大和政協的舞臺上

  1992年至1993年,全國各級人大和政協陸續換屆。致公黨黨員中525人擔任各級人大代表,1449人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其中全國人大代表25人,全國政協委員30人。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董寅初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有7位黨員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中,擔任常委、副秘書長和專委會主任或副主任,在地方各級的人大和政協中,也有不少同志擔任了人大副主任或政協副主席等領導職務。

  各地致公黨員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積極開展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活動。1995年在全國和省級人大和政協會議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致公黨員作大會發言有36人次,提出議案、提案、意見、建議的有1140余件。這些發言、議案、提案都圍繞國家和地方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反映所聯系的歸僑、僑眷的意見和要求。在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楊紀珂提出《關于建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農村經濟委員會”的議案》,得到274名人大代表的附議。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陸榕樹代表致公黨中央作了題為《加強僑務工作,更好地為經濟建設發揮橋梁作用》的大會發言。為配合中共中央宣傳貫徹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在全國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作了題為《充分發揚僑的優勢,大力促進僑鄉精神文明建設》的發言。在全國政協八屆三次、四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的提案分別為《關于解決國有華僑農場困難的幾點建議》、《關于進一步吸引臺商在祖國大陸投資的幾點建議》,得到了有關領導和部門的重視。《關于解決國有華僑農場困難的幾點建議》的提案,被評為全國政協優秀提案,受到表彰。地方各級組織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十分重視每年的“兩會”,積極發言,提出議案、提案和建議,有不少被評為優秀提案。

    三、積極舉薦致公黨員參政

  致公黨中央積極舉薦本黨黨員擔任各級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領導職務。其中羅豪才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有近40人擔任市副檢察長、副市長、副縣長和市、縣僑辦副主任等職務。有近200名黨員被聘為各級特邀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和教育督導員等。他們直接參加了行政監察、司法檢察和審計工作,協助政府和司法機關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此外,不少黨員還參加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地方黨委、各級政府和司法部門組織的各種檢查、調查和審計監督工作,發揮了黨派直接參與對政府部門的監督作用。

    四、總結交流參政議政工作經驗

  為了提高參政議政水平,進一步履行參政黨的職責,致公黨中央于1994年9月7日至1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了全國參政議政工作會議。陸榕樹致開幕詞,他說: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進一步學習、貫徹中共中央的《意見》,總結、交流本黨參政議政的工作經驗,研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做好本黨的參政議政工作。楊紀珂在會上作了如何搞好參政議政的專題報告。他指出:致公黨各級組織要圍繞全國工作大局及地方經濟建設等關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認真選好題目,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并加強與中共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聯系,創造有利條件,進一步做好調查研究,使調研工作扎實有效的開展起來。會議通過總結、交流經驗和認真研討,進一步明確了參政議政工作是參政黨的主要職能和重要任務之一;民主黨派的作為和社會影響程度的大小,主要體現在對參政議政做出的成績;參政議政工作既要重視發揮個人的特長,又要強調發揮全黨的群體作用;找準角度,選好課題,開展調查研究;強調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來培育全黨的政治理論素養;不斷健全參政黨機制和參政議政工作機構,提高全黨的整體素質;及時總結參政議政工作的好經驗、好做法,加以宣傳推廣,以便集中全黨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搞好參政議政工作。

  第三節 加強對全黨組織工作的領導

   一、研討新形勢下組織工作的原則和方針

  致公黨“十大”剛剛閉幕,中央即在北京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貫徹本黨“十大”精神,總結交流全黨組織工作的經驗,研討新形勢下組織工作的原則和方針。會議通過總結、交流和研討,統一了認識:必須大力加強領導班子、工作班子的建設;切實加強基層組織的建設,針對黨員年齡老化,今后應在注重質量的前提下,發展中青年黨員。會議還形成了旨在加強全黨組織工作的文件《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組織工作的若干意見》。會后,各級組織認真貫徹落實會議精神。加強了領導班子集體領導,健全會議制度;機關干部補充了新生力量,建立和健全了機關各種規章制度;按照“一職二備”的要求,積極物色人才,提出后備干部隊伍初步名單,中央在北京還舉辦了致公黨中青年黨員學習班,積極培養后備干部隊伍。

  1994年10月,致公黨召開十屆中常會六次會議。會議學習《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全國民主黨派工作座談會精神,通過了《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的意見》。《意見》指出:為了適應新的形勢,致公黨必須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健全參政黨機制,不斷提高黨員的總體素質,加強后備干部隊伍建設,積極物色、培養人才,順利實現新老交替,沿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道路不斷前進。

    二、積極穩妥地做好組織發展工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對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1996年6月3日,楊紀珂參加了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座談會,經協商后,形成了《關于民主黨派組織發展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該《紀要》再次明確了組織發展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組織發展的重點分工,《紀要》下發后各級組織認真組織學習,貫徹實施,嚴格組織發展程序,保證了全黨組織工作的健康發展。?

  自“十大”以來,截止1997年7月底為止,全黨遵照鞏固與發展相結合和堅持“三個為主”方針,穩步發展了黨員3992人,全國黨員總人數達15461人。新發展的黨員中不少是中青年的學科帶頭人、大學校長,特別是發展了一些高層次的、有代表性的人士,并吸收進領導班子

    三、以政治交接為主線做好換屆工作

  1996—1997年,致公黨各省(市)級組織面臨換屆工作任務。為了順利地做好省(市)級組織以政治交接為主線的換屆工作,1996年3月20日,十屆中常會十二次會議通過了《致公黨中央關于中央和省級委員會換屆的意見》。5月份,致公黨中央在廣州召開了全黨組織工作會議。至1997年7月,全國18個省(市)級組織全部完成了換屆工作;重慶市委會升格為省級組織,中央直屬貴州支部升格為省籌委會并于1999年春正式成立省委會。各省級組織按照中央《換屆的意見》精神,制定了《關于市縣委員會換屆的意見》的文件,在當地中共市縣委員會的配合下,順利地完成了市縣委員會的換屆工作。通過換屆,各級組織的面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表現為:領導班子體現了新老合作交替,一批年富力強的黨員進入領導班子,增強了班子的活力;領導班子整體素質有所提高,進一步改善了領導班子人才的群體結構,年齡結構更趨于合理。

    四、提高自身素質 ,做合格黨務工作者

  1993年12月21日,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等親臨致公黨中央機關,受到楊紀珂、陸榕樹、王宋大副主席和中央機關干部的熱烈歡迎。27日,李瑞環、王兆國視察即將竣工的致公黨新建的辦公大樓。次年春,中央機關遷入新址,辦公條件大為改善。自本黨199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和1994年十屆中常委會六次會議通過《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的意見》以來,全黨各級組織的機關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強化機關黨務工作者的服務意識和服務效益,進一步提高參政黨的行政能力,1996年8月,致公黨中央在大連召開致公黨機關建設工作會議。在開幕式上,楊紀珂指出:召開“這次機關建設工作會議,目的就是要加大力度,搞好致公黨的自身建設,提高致公黨的參政議政能力,去迎接新世紀的挑戰。”與會同志通過討論,對機關的職能和任務、機關干部自身素質等問題在認識上有了進一步提高。會議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三個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加強致公黨機關信息工作的意見》、《關于中國致公黨省級及中央直屬組織公文辦理意見》、《中國致公黨省級及中央直屬組織檔案工作規則》。

  在會議閉幕式上,吳明熹著重就提高自身素質做合格黨務工作者作了總結性的講話。他強調:加強機關建設,從根本上講,就是加強機關管理,黨務工作者就是機關管理人員。做一個合格的黨務工作者必須要學政治,講奉獻;識大局,講團結;守紀律,求進取;要有緊迫的政治責任感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要尊重領導,團結同志;關心下屬,化解矛盾,大膽工作,共圖大計,做默默無聞的奉獻者。

  第四節 拓展新形勢下的宣傳思想工作

    一、加強全黨的理論學習

  “十大”后,致公黨中央根據中共中央發出的學習《鄧小平文選》通知精神,制定計劃,組織全黨干部和黨員學習《鄧小平文選》,掌握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精神實質,增強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組織全黨認真學習中共中央有關文件和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重點學習、宣傳、貫徹中共十四大和中共十四屆歷次中全會的精神;組織學習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同時還開展了國情教育、形勢教育、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教育及致公黨黨史的教育等,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培育全黨的政治理論素養,努力把中國致公黨建設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政黨。

   二、適應形勢,規劃宣傳思想工作

  1994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為了學習和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研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一步拓展全黨的宣傳思想工作,致公黨中央于1994年4月在南京召開了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陸榕樹致開幕詞。會議進一步明確全黨的宣傳思想工作要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為指導方針,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全面提高致公黨黨員的政治思想素質,提高致公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規劃全黨的宣傳思想工作,1996年6月,致公黨中央在蘇州召開了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楊紀珂作了主題報告,指出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全黨的思想建設。會議主要討論《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宣傳思想工作五年設想》,交流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經驗和體會,并就如何拓展宣傳思想工作取得了共識:致公黨作為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一個參政黨,要充分發揮參政黨作用,必須大力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建設,不斷提高全黨的政治理論素質;思想建設最根本的任務是,在全體黨員中牢固樹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觀念。為此,宣傳思想工作必須把學習鄧小平同志的理論放在首位;必須同學習江澤民同志關于講政治的指示結合起來,引導廣大黨員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并在本職崗位上為社會主義事業建功立業。《五年設想》經致公黨十屆中常會十二次會議通過后,下發全黨貫徹執行。

    三、結合節慶活動,進行傳統教育

  1995年是中國致公黨成立70周年。為紀念70周年華誕,致公黨中央于10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了紀念大會。會前,中共中央領導特為致公黨70周年紀念題詞以表祝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題詞是:團結奮斗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務院總理李鵬的題詞是:廣泛團結歸僑和海外僑胞,團結港澳臺同胞,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出新的貢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的題詞是:繼承光榮傳統,廣泛團結五湖四海海外華僑華人,為祖國現代化建設和統一大業做出更大貢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題詞是:致力大團結,公心謀國事。在紀念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華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了賀詞,賀詞充分肯定了致公黨建黨70周年來,在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致公黨具有愛國、革命的光榮傳統。長期以來,致公黨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通力合作,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做出了可喜的成績。”賀詞最后希望并“相信致公黨將在今后的工作中,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指引下,繼承和發揚自身的優良傳統,奮發進取,開拓創新,更加廣泛地團結歸僑、僑眷、臺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賀詞對全黨以極大的鼓舞。

  在紀念大會上,董寅初發表重要講話,總結了中國致公黨在長期發展進程中積累的三條寶貴的經驗:一,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親密合作,這是我們最根本的認識和最重要的經驗;二,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廣泛團結歸僑、僑眷及所聯系的群眾,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竭智盡力;三,不斷加強理論學習,提高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的政治素質,切實加強全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開拓前進,扎實工作。他還說:在紀念中國致公黨70周年的時候,我們深感肩負歷史責任的重大。致公黨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總格局中有所作為,無愧于參政黨的光榮使命,就要認真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全黨的整體素質;就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投身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圍繞全國工作大局,參政議政,獻計出力;就要充分發揮與海外聯系廣泛的特點,動員和團結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積極支援祖國現代化建設。最后,他表示致公黨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同心同德,奮發圖強,與全國人民一道,迎接新世紀,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蒞臨紀念大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有: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建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丙乾,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以及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全國僑聯的領導人,海外洪門團體的代表。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吳階平代表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向大會致了賀詞,菲律賓洪門聯合總會、加拿大洪門民治黨總支部也致了賀詞,此外,海外許多華僑社團也發來了賀電。

  為紀念致公黨成立70周年,地方各級組織也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各具特色的紀念活動,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教育,從而使黨員進一步增強作為致公黨黨員的光榮感和使命感,提高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自覺性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念。

  1997年5月14日,致公黨中央在北京舉行紀念“三大”召開50周年大會。楊紀珂在紀念大會上講話。他說,致公黨在香港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確定了反對美蔣反動派、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的宗旨,并一致決議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這次會議是致公黨由一個舊民主主義政黨轉變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黨的重要標志。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到會祝賀,她肯定了致公黨自“三大”以來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并熱誠希望致公黨全體同志繼承發揚“三大”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

  第五節 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做出新貢獻。

    一、開展支邊扶貧工作,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

  支邊扶貧是致公黨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重要工作,是履行參政黨職能的重要形式。四川省酉陽縣是國務院確定的致公黨中央的定點扶貧縣。從1990年開始,致公黨中央與四川省委會、重慶市委會在酉陽開展了一系列扶貧活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推動扶貧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致公黨中央于1995年6月在酉陽縣召開全國支邊扶貧工作會議。王宋大在會議上講了話。會議總結、交流了致公黨開展智力支邊、科技扶貧工作的經驗和體會,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研討了今后開展支邊扶貧工作的思路和任務。與此同時,致公黨中央進一步加強對貴州省黔西南州“星火計劃”和科技扶貧試驗區的工作,先后派出有關專家對該州進行考察、咨詢。為落實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制定了《中國致公黨關于加強扶貧工作的決定》,指出今后要加強領導,擴大扶貧面,加大扶貧力度,為在本世紀末基本消滅貧困,實現小康多做實事。

  致公黨中央和各級組織還積極開展“致力為公獻愛心”活動,發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為貧困地區希望工程捐款建小學或贈送電腦、圖書和教學儀器等,為受災地區的人民捐款、捐物。

    二、表彰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

  1994年10月,致公黨十屆中常會六次會議作出召開《致公黨為社會主義兩文明建設服務先進個人和集體表彰大會》的決定。地方各級組織按照決定的要求,在總結交流的基礎上,分別表彰了本級組織的一批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

  1995年10月6日,致公黨在北京召開了“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表彰大會”,這次表彰會全黨共表彰先進個人134名、先進集體46個,省級先進項目共18個。楊紀珂在表彰會上講了話。他充分肯定了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在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做出的突出成績,并指出:我們要把這次表彰會當做一次新的動員,并向他們學習,要達到表彰先進、交流經驗、互相鼓勵、共同提高、促進工作的目的,從而進一步推動致公黨全體同志,在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做出更加出色的成績。1996年11月,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參加經驗交流會的共有43個先進集體代表和106名先進個人。致公黨推選出4個先進集體代表和10個先進個人。出席大會的國家領導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還有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以及有關單位的負責人。

  第六節 積極開展海外聯誼工作

   一、拓展海外聯誼工作渠道

  1993年6月,致公黨中央在福建召開全國海外聯絡工作會議。陸榕樹致開幕詞,指出:這次會議是研討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把海外聯絡工作推向一個新的臺階。會議認為,海外聯絡工作要緊緊圍繞發展經濟、振興中華這一時代主旋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多渠道、多形式地為“三引進”,開展穿針引線,為經濟建設做實實在在的工作。各級組織在“三引進”過程中,注意引導外商投資由旅游、商業、服務性行業要轉向投入基礎建設、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等。據不完全統計,1993至1997年上半年,致公黨共協助引進外資和協助捐資興辦公益事業款額約381億元人民幣、58億美元、7千萬元港幣。

  為開拓海外聯誼渠道,1995年5月,應菲律賓三大菲華義診組織的邀請,鄭守儀率領“山東致公黨醫療團”赴菲義診訪問。醫療團運用中華傳統醫學、醫術,開展義診服務活動,共為病人義診2000余人次,贏得當地華僑華人的高度贊揚

  1996年初,致公黨中央組成了以陸榕樹為團長,鄭守儀、羅豪才為副團長的“中國致公黨訪問團”應邀訪菲,參加第二屆全菲洪門昆仲懇親大會,受到菲律賓和菲華各界人士的盛情接待。訪菲期間,訪問團廣泛接觸當地華僑、華人,對增進了解、廣交朋友起到了積極作用,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

  為加強與海外社團的聯系,致公黨中央1993年10月邀請澳大利亞洪門民治黨墨爾本總支部、大溪地致公總堂和中華會館組團訪華;1994年10月,邀請秘魯洪門民治黨總支部和通惠總局、澳大利亞悉尼致公總堂、菲律賓洪門聯合總會組團訪華;1996年11月,邀請古巴洪門民治黨總支部和中華總會館組團訪華;特別是1995年10月,致公黨成立70周年之際,致公黨中央邀請了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牙買加、墨西哥和菲律賓7個國家的15個社團來北京參加紀念活動。通過節慶活動來加強與海外華僑華人的聯系。

    二、加強聯誼工作,宣傳《基本法》

  1982年鄧小平接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表達了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的決心。1984年,經中英兩國政府談判,雙方共同簽署了《聯合聲明》。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至此,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基本確立。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拋出《政改方案》,為香港平穩過渡設置重重人為障礙。1993年3月,在致公黨十屆中常會二次會議上,與會同志表示,堅決支持我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烈譴責彭定康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銜接、違反中英雙方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的政改方案。致公黨中央和各級組織通過學習、領會《基本法》精神,配合有關部門,在海外聯誼工作中積極主動地宣傳“一國兩制”方針、宣傳《基本法》精神。

  為配合做好香港順利回歸的工作,1992年,伍覺天邀請幾位居港的原致公黨老黨員在廣州座談,了解香港同胞對《基本法》的反映。次年,在深圳召開了部分居港致公黨員的座談會。在1994—1996年,致公黨中央連續三年邀請居港致公黨員和個別老朋友參加座談會。參加座談的同志暢所欲言,由衷地表達了他們對祖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發展,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擁護,增強了對香港平穩過渡的信心。同時,他們對實現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平穩過渡,提出不少問題和看法。致公黨中央及時整理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送給有關部門。

    三、喜迎香港回歸

  1997年6月,在香港回歸祖國之際,致公黨中央和各地組織紛紛以舉行報告會、座談會、文藝聯歡晚會、作詩寫文章等形式,表達他們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的喜悅心情。董寅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雪百年之恥,揚民族之威》的文章;楊紀珂出席各民主黨派中央及全國工商聯舉行的喜迎香港回歸座談會并在會上發言;羅豪才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舉行的慶祝香港回歸座談會并講話。致公黨中央領導人的文章和講話,表達了致公黨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香港的回歸,感到由衷的喜悅和無比的自豪。這不僅是全體中國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也是廣大海外華僑、華人久縈于懷的一樁心愿。

  在歡慶回歸的大喜日子里,董寅初參加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同志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香港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同時參加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送上了全國一萬多名致公黨員的衷心祝賀。

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是舉世矚目的大事。香港經過百多年風雨滄桑,終于順利地回歸祖國,不僅標志著中國人民洗刷了百年來的民族恥辱,也標志著中華民族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香港能回歸祖國,要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歸功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同時也是包括六百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長期共同奮斗的結果。

 

第十章 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中國致公黨邁入新世紀 (1997—2002)
第一節 中國致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7年到2002年是跨世紀的五年,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97年和1999年,我國政府分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華民族歡欣鼓舞,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得以成功實現。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回顧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的奮斗歷史,展望下個世紀五十年的發展前景,認真總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十四大以來我國改革和建設的新經驗,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的發展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在這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關鍵時期,中國致公黨肩負著同中共親密合作、共同完成跨世紀歷史任務的重要使命,決定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7年11月1日至6日,致公黨在北京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共257名,代表全黨15713名黨員。大會的主要議程是:審議并通過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審議并通過《中國致公黨章程修正案》;選舉中國致公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了賀詞。賀詞指出:“在過去的五年中,致公黨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遵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努力實踐致公黨‘十大’提出的發揮參政黨職能、加強自身建設的基本任務,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團結全體成員以及所聯系的歸僑、僑眷,發揚愛國革命的光榮傳統,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而努力奮斗;緊緊圍繞國家的中心工作,聯系改革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就經濟建設、僑務政策、文教衛生、對外開放、精神文明建設等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受到有關方面高度重視;致公黨中央領導人多次參加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舉行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協商會,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認真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廣大成員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把科技扶貧、智力支邊作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一項重要工作,不斷開拓進取,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結合自身的特點,充分發揮與海外聯系廣泛的優勢,積極開展海外聯絡工作,為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陳舜禮代表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向大會致賀詞。

  董寅初致大會開幕詞。楊紀珂代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繼往開來,團結進取,為民族振興和祖國統一大業做出新貢獻》的報告。報告回顧了致公黨新時期以來的工作,總結了致公黨工作的基本經驗,并對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議,報告指出:“二十一世紀對于中國將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世紀。我們的祖國和人民都面臨著以怎樣的姿態跨入新世紀這一重要歷史命題。致公黨今后工作的指導思想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定地貫徹中共十五大精神,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緊密圍繞經濟建設中心,充分發揮參政黨職能,團結全黨同志和所聯系的歸僑、僑眷,為不斷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做出新貢獻。”杜宜瑾作關于《關于〈中國致公黨章程〉修正案》的說明。大會通過了修訂的《中國致公黨章程》。新黨章是在1992年修訂的基礎上,依據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從跨世紀換屆,實現政治交接的要求出發,認真總結長期以來中國致公黨同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的優良傳統和加強自身建設的新經驗修訂而成的。新黨章進一步明確了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在多黨合作總格局中發揮參政黨作用的政治要求和行為準則,進一步完善了組織機制,補充了對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黨員的基本要求等內容。

  大會選舉產生的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由92名委員組成。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了由王宋大、王珣章、古華民、葉文虎、葉佩英(女)、邱國義、杜宜瑾、吳明熹、李家寶、李錚友、楊兆旋、鄭守儀(女)、林子亮、羅龍、羅豪才、周暢、俞云波、程津培、蔣作君19人組成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并選舉羅豪才為中央主席,鄭守儀、王宋大、吳明熹、杜宜瑾、俞云波、王珣章為副主席,任命邱國義為秘書長。全會一致推舉董寅初為名譽主席,伍覺天、楊紀珂為名譽副主席,并聘請三位老同志擔任顧問。在1999年11月27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增選王忠康、許克敏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屆中增選了3位中央委員。

  中國致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致公黨歷史上一次跨世紀的重要會議。這次大會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認真學習中共十五大精神,總結改革開放十九年來特別是致公黨十大以來的實踐經驗,確定了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務,修改了中國致公黨章程,使之更具有時代特征和符合本黨實際,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順利完成了跨世紀政治交接任務,為本黨以新的姿態邁向二十一世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換屆以后,羅豪才主席明確提出:“致公黨組織規模小,聲音不能小;黨員人數少,作為不能少。”這個口號很快成為全黨的共識,極大地激發了廣大黨員的歷史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

  第二節 針對國內外重大事件表明政治態度

    一、譴責分裂言論,維護祖國統一

  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把兩岸關系定位為“國與國關系”。7月13日,致公黨中央發言人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李登輝分裂祖國的言論,堅決擁護江澤民主席提出的關于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各地方組織紛紛舉行座談會、報告會,廣大黨員進一步認清了李登輝分裂祖國,搞“臺獨”的陰謀。

  2000年4月,呂秀蓮堅持“臺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立場,將海峽兩岸說成是兩個華人的國家。致公黨中央發言人發表聲明《搞“臺獨”絕沒有好下場》,對這又一數典忘祖、分裂祖國的言論進行抨擊,并堅決支持中臺辦、國臺辦發言人的嚴正立場。

  2000年5月20日,臺灣當局新領導人發表就職講話,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采取了回避和模糊的態度。5月22日,致公黨中央與國務院僑辦、全國人大華僑委、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中國僑聯在北京聯合召開“僑界反分裂、反‘臺獨’、促統一”座談會,對5月20日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授權就兩岸關系問題發表的聲明,表示堅決擁護,表達了中國僑界反分裂、反“臺獨”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堅強決心。2002年8月,臺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聲稱“臺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鼓吹“公民投票”決定“臺灣前途”。8月8日,致公黨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對“一邊一國”論提出了強烈的譴責,指出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是李登輝“兩國論”的翻版,頑固堅持“臺獨”立場,推行“臺獨”路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二、深入揭批“法輪功”邪教組織

  針對法輪功邪教組織危害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定,1999年7月22日我國政府發出《關于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次日,致公黨中央就“法輪功”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破壞改革發展穩定局面的活動發表聲明,指出:中國致公黨中央完全贊成并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對法輪功問題采取的鮮明立場和斷然措施,堅決支持民政部關于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同日,致公黨中央向各省級組織下發《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致公黨員不準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全體黨員徹底認清李洪志的反動面目和“法輪大法”的荒謬本質,開展崇尚科學、反對迷信的教育活動,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自覺維護社會穩定。

  2001年1月,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幾名“法輪功”癡迷者自焚事件。2月2日,致公黨中央與全國人大華僑委、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國務院僑辦、中國僑聯聯合在北京舉辦座談會,強烈譴責“法輪功”邪教組織殘害生命的新罪行。致公黨中央指出,李洪志及其“法輪功”邪教組織已淪為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他們策劃煽動“法輪功”頑固分子聚集鬧事,甚至不惜置“法輪功”癡迷者于死地,充分暴露了“法輪功”邪教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的本質。

    三、對國外重大事件表明態度

  1998年5月,印尼發生社會騷亂,廣大華人華僑遭受迫害,致公黨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華人權益必須保護,不法之徒必須嚴懲》,對印尼華人華僑表示聲援和同情,堅決支持我國政府對印尼華人華僑問題的嚴正立場,強烈要求印尼政府懲辦兇犯,確保印尼華人華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談話發表后,致公黨各地省市委員會以組織黨員座談討論、向中央來電等方式,表達對華人華僑利益的深切關心和對談話的衷心擁護,海外華人和社團紛紛致電,對致公黨中央發言人的談話表示支持和感謝。

  1999年5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侵犯我主權。5月9日,致公黨中央緊急召開主席(擴大)會議,會議通過嚴正聲明,就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同日,致公黨中央向各地組織下發了緊急通報,要求各級組織引導黨員及時了解真相,堅定立場,維護穩定,把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憤慨和激發出的愛國熱情引導到做好本職工作上來。在譴責日本政府修改歷史教科書、抹殺侵略歷史等問題上,致公黨中央都及時表明了政治態度。

  第三節 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取得新進展

  1998年6月,致公黨中央在長沙召開全黨參政議政工作會議,提出要增強參政議政的使命感、緊迫感、作為感。1999年7月,在安徽合肥召開全黨參政議政工作會議,深化了對參政議政的地位、作用、內容、途徑、方法、隊伍、機制等方面規律的認識。2000年11月在云南昆明召開的全黨自身建設會議上,強調了加強組織建設和機關建設對于參政議政工作的重要意義。2001年10月,致公黨中央在四川成都召開全黨參政議政工作經驗交流會,總結交流了各地方組織參政議政的經驗,促進了參政議政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建設。通過這幾次會議,推動了致公黨的參政議政工作的深入開展。

    一、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積極建言獻策

  致公黨中央和地方組織積極參與國家和地方大政方針和領導人人選的協商,針對經濟、政治、科教、文化等政策,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海峽兩岸經貿合作、“三農”問題等提出意見和建議,為推動中共和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發揮了積極作用。致公黨中央領導人身體力行,率團先后赴重慶、天津、四川、廣東、廣西、福建、陜西、浙江、遼寧等省市就西部大開發、可持續發展、華僑農場職工社會養老保險統籌、港澳僑臺人士在內地舉辦高等教育、高校體制改革與終身教育體系建設、農村奔小康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等問題進行專題調研。

  1998年,致公黨中央審議通過《中國致公黨關于加強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的意見》,逐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實行參政議政課題立項制度。2002年,致公黨中央在全黨開展了參政議政“質量·效果年”活動,制定了《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加強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工作意見的實施辦法》、建立了致公黨中央參政議政專家網絡,廣大黨員和基層組織參政議政的參與程度不斷擴大。

  五年里,致公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出席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或委托有關部門召開的高層協商會、談心會、座談會和情況通報會共計70余次,重大外事活動39次,先后就《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征求意見稿)》、《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征求意見稿)》、《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征求意見稿)》、《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征求意見稿)》等重要文件提出修改意見。2000年,致公黨中央積極組織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的制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修正案)》的修改。各級組織在宣傳和協助有關部門貫徹《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和落實僑務政策方面亦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舉薦致公黨員到政府和司法部門擔任領導職務

  致公黨有84名成員在縣以上政府和司法機關任職(其中省部級干部4名),致公黨中央重視做好他們的工作。2001年9月,致公黨中央召開擔任政府、司法機關領導職務人員的座談會,總結交流經驗,提高從政水平,并就從政中遇到的帶有共性的問題進行探討,增強了擔任政府、司法機關領導職務人員加強學習、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觀念。針對在政府、司法機關任職的黨員中出現的極個別腐敗分子,中央及時地作出處理,并在全黨進行警示教育。

  致公黨有600余人先后應聘擔任各級特邀監察員、檢察員、審計員、教育督導員等特約人員。這些同志廣泛參與政府部門組織的調查、檢查、監督活動,在推動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設,改進政府工作作風和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少地方組織還加大信息工作力度,及時反映社情民意,拓寬參政議政的渠道和領域。

    三、在人大、政協中充分發揮作用

  致公黨有各級人大代表496人,各級政協委員2140人,其中全國人大代表31人,全國政協委員47人。在全國政協第九屆第一次會議上,羅豪才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有8位黨員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中,擔任常委、副秘書長和專委會副主任。

  致公黨十一大以來,中央和各級地方組織以及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個人和集體名義作大會發言約390次,提出提案、議案13600余件。這些發言、提案、議案內容,涉及經濟建設、僑務政策、可持續發展、科教興國、西部大開發、法制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等領域,所提建議均結合致公黨的自身特點,圍繞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問題深入調研、注重質量、講求實效、加強與有關部門的合作,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較大提高,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和關注。

  1998年,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提出《關于新時期僑務工作幾個問題的建議》、《關于加強對出國留學人員工作的領導與協調建議案》等大會發言和提案。1999年,在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提出《依法治路,確保質量,促進高速公路建設的快速健康持續發展》、《促進臺資企業發展》等大會發言和提案。

  2000年,在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提出《借鑒硅谷經驗,大力推進海外高科技人才資源的開發》、《促進留學人員創業園健康發展的幾點建議》等大會發言和提案。2000年8月,致公黨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了《關于在制定“十五”計劃及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時應充分重視內河航運建設的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十分重視。中共中央辦公廳復函本黨中央,指出:“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高度贊揚致公黨中央對國家經濟建設的關心和負責精神”,對致公黨中央提出的有關建議,復函表示:“將在制定“十五”計劃時認真研究,并加以落實。”

  2001年,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提出《深入扎實地推進農村稅費改革》、《關于發展我國城市軌道交通案》、《加快污水資源化進程》等大會發言和提案。同年2月,致公黨中央在交通部支持下與全國政協提案委、九三學社中央共同編輯出版《中國21世紀內河航運論壇》并召開發行座談會,共同呼吁社會各界關注內河航運事業。

  2002年,在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提出《借鑒沿海發達地區經驗,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面對全球化大趨勢,加快發展我國沿海樞紐港口》、《改善外來務工人員子弟就學狀況》等大會發言和提案。這些大會發言和提案,許多被采納并取得重大成效。

  第四節 開拓海外聯誼工作新局面

  1999年7月,致公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全黨海外聯誼工作會議,按照中共中央“大力發展海外統戰工作”的要求,制定了《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加強海外聯誼工作的幾點意見》,明確了開展海外聯誼工作的職責、任務、方針和思路。

    一、做好僑務對臺工作

  致公黨中央加強了與世界性、區域性華人華僑反獨促統組織的聯系,分別派團參加在柏林、巴拿馬、東京和悉尼等地舉行的華人華僑反獨促統大會,并在大會上作主題發言。致公黨中央和地方組織有計劃地邀請包括愛國洪門在內的僑團和臺灣洪門人士訪問團等前來參觀訪問,應邀參加一些國家洪門團體的紀念大會、懇親大會等活動。2000年,致公黨以成立75周年為契機,邀請30多個國家的100多位海外華人華僑來京參加以“四海同心,反獨促統”為主題的慶祝活動。進入新的世紀,致公黨中央配合國務院僑辦、臺辦開展美國舊金山、紐約、洛杉磯傳統僑團的團結轉化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2001年,致公黨中央在濟南和廈門舉辦了海外聯誼工作座談會,針對臺灣政局與海外華人社會的形勢,組織干部學習文件,交流僑情信息,掌握有關僑務對臺方針政策,總結工作經驗。同年,致公黨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加強與海外洪門團體的聯系,促進僑務對臺工作的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重視和肯定,進一步明確了開展這項工作的方針政策。

    二、促進留學人員歸國創業

  致公黨中央積極支持留學人員歸國創業,關心留學人員創業園的發展,經常召開留學人員座談會,向他們介紹祖國科教興國,科技發展的情況,建立聯系,增進友誼。致公黨中央在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的《筑巢引鳳,精心培育,促進留學人員創業園健康發展》大會發言,受到全國政協李瑞環主席的高度重視。他在“大會發言”上批示:“數額不大,意義重大,應支持”。教育部、科技部等有關部門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并認真組織落實,相繼制定了創業園的優惠政策和保障措施,促進創業園的健康發展。1998年致公黨中央與光明日報合辦《共商國是·海外留學人員》專欄,就如何吸引他們回國工作與為國服務問題進行探討。

  1999年,與人民日報合作,組織《祖國在我心中》征文活動,宣傳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展現海外僑胞的愛國之情和留學人員的報國之志。2001年,與光明日報、國務院僑辦、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聯合,舉辦《為華夏獻才智》專欄,展示海外留學人員報效祖國的業績,反映他們為弘揚中華文明的佳言良策。1999年全國留學人員創業園年會邀請致公黨中央為年會的特邀會員。

    三、開展對未建交國家的民間交往活動

  從1999年開始,致公黨通過“請進來”方式,建立了與巴拿馬、多米尼加、巴拉圭、哥斯達黎加等國家洪門人士的聯系,并通過他們先后組團出訪了中南美洲的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和巴拉圭等國家,接觸當地華人華僑和政界人士,促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推動了雙邊關系的發展。2001年7月,致公黨中央邀請以巴拉圭參議院副議長古安內斯為團長的巴拉圭參議員代表團來華訪問,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得到中共中央領導與外交部等單位的肯定與支持。2002年5月應古安內斯邀請本黨中央代表團訪問巴拉圭,在該國產生較大反響。

  第五節 注重實效,開展社會服務工作

    一、開展支邊扶貧、社區服務工作

  五年來,致公黨中央每年都深入貧困地區,開展支邊扶貧工作。2000年1月,致公黨中央與國務院僑辦、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中國僑聯等中央涉僑單位赴廣東、廣西對華僑農場進行調研,慰問農場歸僑僑眷,了解農場生產和生活情況,與中央有關部門商議,妥善解決了華僑農場歸僑的社會養老保險統籌資金問題。2001年4月,致公黨中央與中央涉僑單位發起僑界為西部“送溫暖”活動,致公黨廣西區委會積極組織具有中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醫務人員赴廣西華僑農場,開展醫療咨詢和義務診療活動。致公黨中央領導多次深入貴州黔西南地區、重慶酉陽縣、廣西百色等地考察,捐資捐物、智力支邊,支持當地扶貧、教育事業。據統計,從1997年至2002年,致公黨各級組織及黨員捐資建設希望小學及教學樓15所,衛生院2所,圖書館36所,捐資助學、扶貧濟困4000多萬元,資助貧困生1589人,為抗洪救災捐款捐物313萬元,熱心支持教育、科技、醫衛、工業、交通方面的建設,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社區服務是社會服務工作的新領域。根據自身條件,許多地方組織和黨員積極開展社區義診、咨詢、技術創新等多種服務活動。通過社區服務工作,不僅為居民排憂解難,還積極反映僑情民意,使致公黨所聯系的歸僑、僑眷的生活問題得以反映和解決。

    二、搞好社會辦學,不斷提高教育質量

  1998年,致公黨中央為酉陽縣教委與大連中山區教委建立長期友好合作關系牽線搭橋,落實大連南海集團捐資助學款23萬元,修建“致公希望小學”。1999年10月,致公黨中央領導同志視察黔江地區、酉陽縣扶貧工作,參加了“酉陽致公希望小學”落成典禮,贈送課桌、書報、文體用品、彩電等物品,向酉陽一中捐資2萬元獎學金。2000年5月,致公黨中央領導在參加重慶、四川西部大開發戰備實施情況考察時,向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捐贈5萬元人民幣,支持當地民族教育事業。五年來,致公黨地方組織及黨員個人興辦的民辦大專、中專、幼兒學校26個,在校生6000多名,畢業生60000多名,培訓教師、下崗工人及農民19919名,獲各類獎項40個,體現了“以質量求生存,以特色求發展”的辦學宗旨,涌現了多所有聲譽、有生機的“名牌”學校。

  第六節 全面加強自身建設

   一、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加強領導班子建設

  致公黨中央換屆以后,把政治交接作為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1998年3月,羅豪才主席在十一屆中常會二次會議(擴大)上,作了“關于領導班子建設”的講話,提出了新一屆領導班子面臨的重要任務,就是以政治交接為主線,加強自身建設。他提出加強領導班子建設要:一抓學習;二抓民主集中制;三抓團結;四抓后備干部隊伍建設。1998年,致公黨中央修訂了《中國致公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會議議事規則》和《中國致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

  2000年11月,致公黨中央在云南昆明召開了全黨自身建設工作會議,根據新的形勢,進一步貫徹《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加強自身建設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精神,要求全黨緊緊把握發展這個主題,全面加強自身建設,使全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組織上更加鞏固,黨員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各級領導班子更加得力,工作機制更加健全,把致公黨建設成為面向新世紀的高素質的參政黨做出不懈的努力。2001年6月,致公黨中央領導班子借鑒中共“三講”的成功經驗,結合自身實際,開展了集中學習、總結經驗的活動,制定了《中央領導班子和機關職能部門改進工作的若干措施》,并在工作中認真貫徹執行。這次活動是致公黨中央領導班子加強作風建設、開展黨內監督的一次有益探索,中央領導班子進一步提高了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增強了民主觀念和群眾觀念,并帶動了各省級及中央直屬組織的領導班子建設,推動了全黨的自身建設。后備干部隊伍建設是領導班子建設的基礎。1999年2月,致公黨中央制定了《中國致公黨中央關于加強后備干部隊伍建設的意見》。中央通過四個方面的工作,貫徹落實《意見》的精神:一是深入調查研究,與地方組織相配合,通過物色、考察、選拔,建立優秀人才和后備干部名冊;二是有計劃地選派干部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培訓;三是加強與各地統戰部門的溝通,了解后備干部的工作和思想狀況;四是把制定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劃與本屆中央、省級組織屆中調整和2002年換屆工作相結合。經過幾年工作,在全黨形成了一支中青年后備干部隊伍,較好地滿足了中央和各省級組織2002年換屆對改善結構的需要。

    二、探索新形式,加強全黨思想建設

  2000年初,《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發出后,致公黨中央召開常委會進行學習,強調搞好思想建設是致公黨一項長期的政治任務。2000年7月,在青島召開了致公黨十一屆中常會九次會議,對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了專題研究,強調要按照江澤民同志關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要求,緊密結合致公黨的實際,把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富有成效。2000年9月,致公黨召開“中國致公黨在新世紀的歷史使命”理論研討會,將加強全黨思想理論建設作為重要內容之一進行了探討和研究。2001年10月,致公黨中央在重慶召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總結《致公黨中央關于宣傳思想工作五年設想》頒布以來的實施情況,并提出了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做好新形勢下的宣傳思想工作,以促進全黨的思想建設,會后下發了《致公黨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辦法。對理論學習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視和加強,保證了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覺地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以香港、澳門回歸,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50周年,人民政協成立50周年等重大盛事以及紀念致公黨“三大”召開50周年、致公黨成立75周年為契機,致公黨舉行慶祝、紀念活動,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擴大了致公黨在國內各界和海外華人華僑中的影響。2001年,為向海內外宣傳、介紹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宣傳依法治國、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的治國方略,中國政府的大政方針和國家的法律法規,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致公黨中央創辦了《中國發展》雜志。

    三、注重政治素質,加強全黨組織建設

  1998年12月的致公黨十一屆二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在歸僑、僑眷中發展黨員的同時,注意吸納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專家學者”。這一舉措,是致公黨根據新的形勢和建設面向21世紀的高素質參政黨的需要,在組織發展上進行的重要調整,使黨的發展前景更為廣闊。

  5年中,致公黨的組織發展在總體上較好地把握了發展速度,黨員數量1997年底為15713名,到2002年6月增加到21000名。其中,中高層次占82.5%,歸僑、僑眷和其他有海外關系的人士占89.8%,中青年黨員占43%,并在歸國留學人員中發展了一批政治素質好、層次高、代表性強的專家學者,使黨員的質量有較大的提高,年齡結構得到改善,人才結構逐步優化,“僑、海”特色更為顯著。基層組織建設是組織建設的基礎,是提高黨的整體素質的重要環節。為了推進基層組織建設,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致公黨中央先后派員赴山東、江蘇、上海、福建、廣東、云南和武漢等地進行調研,全面、深入了解各類基層組織的狀況。1999年7月,致公黨在全黨開展“優秀基層組織評選表彰活動”,各級組織積極參與,逐級選拔,評選出致公黨優秀基層組織50個,并于2000年11月在昆明舉行的致公黨自身建設工作會議期間,舉行了優秀基層組織經驗交流暨表彰大會。基層組織經驗交流與評選表彰活動,推動了致公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工作。

1997年起,致公黨中央機關參照《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及國家人事部有關文件,從應屆大學生中招錄機關干部,建立了以領導干部分級負責制和工作人員崗位責任制為核心的管理機制,并且結合“三定”工作進一步定崗定責,開展了年度機關考核工作,參照《國家公務員考核暫行規定》對干部的“德、能、勤、績”進行全面考評,還采取了干部任職前實行民主評議并進行公示的方法,落實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經過五年的建設,中央機關逐步形成了良好風氣,工作質量、工作效率大為提高。中央機關的工作受到地方組織黨員及相關業務單位的好評,推動了全黨各級機關建設工作的開展。

 

第十一章 致力為公,參政興國,努力建設適應新世紀要求的參政黨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科學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明確地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對新世紀新階段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工作進行了戰略部署,進一步動員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全國人民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這次大會,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極大地激發了全國各族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的熱情和信心。

  中國致公黨于2002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355名,代表全黨21000名黨員。大會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貫徹中共十六大精神,審議并通過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審議并通過《中國致公黨章程修正案》,選舉產生中國致公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及其領導機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儀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賀詞。賀詞指出:“中國致公黨具有愛國、革命的光榮傳統,是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參政黨,是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是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的一支重要力量。”過去的五年,“致公黨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認真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積極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建言獻策,取得多方面成績”;“致公黨充分發揮海外聯系廣泛的優勢,積極開展海外聯誼和交流工作,在凝聚僑心、反獨促統和協助有關部門加強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友好交往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致公黨動員廣大成員,積極開展支邊扶貧、技術咨詢等活動,受到社會各界廣泛贊譽”;“致公黨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大力加強自身建設,成員素質不斷提高”。賀詞“希望致公黨深入學習和貫徹中共十六大精神,進一步增強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更廣泛地凝聚廣大成員的智慧和力量,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把學習中共十六大精神與參政黨建設結合起來,不斷提高成員的政治素質,把致公黨建設成為在新世紀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能夠經受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

  “希望致公黨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及時了解和研究海外僑情,以增進鄉情、親情和友情為重點,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開展海外聯絡工作,積極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共同反對‘臺獨’,反對分裂,為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做出新的貢獻”。

  大會選舉產生了由99人組成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了由29人組成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羅豪才連任中央主席,杜宜瑾、王宋大、吳明熹、俞云波、王珣章、程津培、王欽敏為中央副主席。

  為了進一步學習貫徹中共十六大精神,致公黨十二屆一中全會提出,致公黨作為參政黨,要積極參與學習型社會的創建,努力建設學習型參政黨。這是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必然要求,是迎接新機遇、新挑戰的必然選擇。增強學習意識,建設學習型參政黨是致公黨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在2003年3月4日舉行的十二屆中常會一次會議上,通過了《致公黨中央關于建設學習型參政黨的若干意見(試行)》。?

  2003年7月6日至8日,致公黨舉行十二屆中常會二次會議。會議學習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和胡錦濤總書記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羅豪才主席對致公黨全黨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求。他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就我們致公黨而言,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努力做到致力為公、參政興國。這就要求我們學習執政黨加強黨建的經驗,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全黨的綜合素質;這就要求我們把促進發展作為參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提高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水平,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祖國統一貢獻力量。

致公黨面對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全黨正在興起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努力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實現中共十六大確定的各項任務上來,團結全黨同志和所聯系的群眾,為建設適應新世紀要求的參政黨,為實現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奮斗目標而共同努力。

 

編 后 記


   中國致公黨自1925年成立至今,已有78年歷史。長期以來,廣大黨員迫切要求致公黨中央提供一份較為準確而翔實的黨史學習材料,作為對全黨進行黨史和優良傳統教育的教材。致公黨中央于1981年12月成立黨史編纂委員會,醞釀黨史編寫工作。

  1995年,致公黨中央第十屆第十一次主席辦公會議決定,用一至兩年時間編寫出版《中國致公黨簡史》。為貫徹落實這一決定,致公黨中央成立了黨史編寫組,著手編寫工作。黨史編寫組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走訪了本黨的老領導、老同志和黨內外的專家、學者,認真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經過兩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國致公黨簡史(初稿)》的編寫。

  致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十分重視《簡史》編寫工作。中央領導認為,中國致公黨的歷史,是致公黨從愛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是致公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共產黨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奮斗史。編好《簡史》,總結致公黨與共產黨團結合作的歷史經驗,對于致公黨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明確政治責任,更好地發揮參政黨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根據新的形勢,中央成立了以羅豪才主席為主任的《簡史(初稿)》修訂編輯委員會,下設修訂工作組。在廣泛征求地方組織和廣大黨員意見的基礎上,對《簡史(初稿)》進行修改和補充,于2003年8月完成了《簡史(初稿)》的修訂工作。

  本書由陳昌福編寫第一、二章,謝慈庭編寫第三、四、五章,吳豪德、王增祺編寫第六、七、八、九章,張兆生編寫第十章,邱國義、彭湘福編寫第十一章。邱國義、彭湘福根據中央領導、《簡史》編委會及黨內外專家的意見,對全書進行了統稿。

  應當指出,在《簡史》編寫過程中,始終得到了本黨中央領導和中共中央統戰部有關部門的關心和指導,各省級及中央直屬組織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提出了不少修改的建議,本黨中央機關的有關同志,特別是司徒擎 、謝白寒、趙惠平等老同志給了我們大力支持和幫助,在此我們深表感謝。

  毋庸諱言,雖然我們盡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我們的水平和歷史資料的限制,難免有疏漏和欠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中國致公黨簡史》編寫組

                                  200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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